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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归来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担任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党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
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情况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和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团结、争取工作，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军总部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9月，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
是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静宁将台堡，红一方面军派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前去迎接，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会面。红一方面军赠送红二方面军二十头牛，两千只羊，数万斤粮食，两万斤羊毛，数百张羊皮，两台缝纫机，慰劳红二、四方面军战友。
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宣告结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洞察局势，明察秋毫，正确、稳妥地处理西安事变，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以抗日为前提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邓小平在此时大病一场，得了严重的副伤寒。他在重病昏迷的状态中听说事变的发生，幸得战友们的相救相助，在生命垂危中“缓过劲来”。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次病得很重，差点死掉。
但邓小平跟着毛泽东，从瑞金到陕北，在长征中一步一个脚印，战胜了困难和疾病，毕竟挺过来了，成为走完长征的胜利者。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19节 毛泽东三次荐举邓小平出任要职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一年之内三次荐举邓小平出任要职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更为巩固了。
邓小平的命运，总是同毛泽东的起落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挨整，邓小平落难；毛泽东主政，邓小平就出山。真是荣辱与共啊！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延安这座陕北古城，成了继红都瑞金之后的革命圣地，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
就在1月份，因朱瑞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毛泽东推荐促成的。
这时的毛泽东，除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已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红军主帅了。中央红军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10月27日，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军委副主席。此时，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已被中央政治局正式确定，成为全军之统帅。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红军主帅毛泽东推荐上任的。
邓小平上任后，主要抓了红一军团的政训工作。他在军团政治部驻地王家楼办起了政训班，组织军团直属机关干部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邓小平还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据时任总务处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
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1937年六七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接替傅钟，升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前敌总指挥部总政委任弼时兼任的，总指挥为彭德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国共两党高层会谈的决策，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全军计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
当时，由于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在延安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辽县西河头村，所以八路军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
据时任政治部民运部长的傅钟回忆：“小平同志当时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不论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他作风干练、稳健，待人热诚，关怀部属，深得同志们信赖。”“他为保证我军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始新的发展，呕心沥血，雷厉风行，做了大量奠基、开拓性的工作。他在我军政治工作上创设的业绩，他的坚强品格和思想、作风，在此后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工作中，有深远影响。”
193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工作，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从此，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两人搭档，一直到1950年，“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邓小平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刘伯承的。邓小平曾说过：“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刘伯承素有“独眼将军”、“常胜将军”、“当代刘伯温”的美称，是声名赫赫的大军事家。他年长邓小平12岁。有趣的是，两人都属龙，两人都是四川老乡！
刘、邓两条龙，是威武的大山，是锋利的巨剑！
刘、邓两条龙，是中华民族的国宝，是中国革命的中坚！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0节 34岁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
邓小平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政委时，年仅34岁。
邓小平上任以后，就同刘伯承师长一起，立即投入了繁忙紧张而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短短两个月内，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地区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四次战斗的胜利，初战告捷，战果卓著，歼敌数千。
在此期间，毛泽东致力于指导八路军敌后抗战，组建新四军，同时倾注精力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前途和发展规律，于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8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等。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维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8月下旬，邓小平从太行山出发，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从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结束时又着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是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关键会议。
六中全会后，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已开始“淡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排序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陈绍禹），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邓小平在六中全会上作了有关晋冀豫地方经验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关注。
六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的生活发生了变化。1938年11月中旬，在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因病去苏联治疗、离开延安一年后，从上海来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演员江青乘虚而入，同毛泽东结婚。时年毛泽东45岁，江青24岁。毛泽东这次婚姻上的错误抉择，给他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内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也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这是后话。
是年12月底，邓小平从延安回到冀南，向一二九师的军政干部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冀南的斗争实际，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在此期间，刘、邓领导一二九师已开辟了拥有2300万人口、3万基干武装、13个正规团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的麾下，一二九师云集了一大批英姿勃发、久经沙场的著名高级将领。他们当中有：李达、蔡树藩、陈锡联、谢富治、陈赓、陈再道、宋任穷、倪志亮、黄镇、王新亭、张南生、段海洲、李聚奎、王宏坤、王维舟、耿飚、许世友、苏精诚、唐天际、秦基伟、刘志坚、王近山、王树声……他们的英名，都响彻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地上！
年轻老练、精明强干的政委邓小平，在外国高层军政官员的心目中，也有让人“吃惊”和“目瞪口呆”的感觉。
1938年7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福·卡尔逊，来到中国抗日前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河北南宫，会见了师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二人。邓、徐向他介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卡尔逊回去后，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卡尔逊写道：
邓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灵敏。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八个月当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打听这个地区的现状……
1939年初，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