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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产阶层收入” 这一项目。抛开有关数据的争论与表白，笔者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对中产阶 级的塑造，更重在质量。
几年前，笔者曾经对法国贫富分化进行调查，感触最深的是法国中产阶级拥有 的不仅是稳定社会的财富，还有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 们成为社会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并不是因为口袋里的钱财。现在国内许多人将中等 收入直接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无疑是个误区。因为它忽视了中产阶级 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即“一定的知识资本与社会关怀”。 如果有人在“中产阶级” 与“中等收入”之间划等号，就等于对中产阶级“去精神化”、“去知识化”，使中 产阶级沦落为一种拜物教。倘使这个等式成立，那么吾国吾民现在就可以只管致富， 而不必再讨论受教育与教育是否平等诸多问题。这无疑是件危险的事情。有学者断 言，20世纪（不妨引申到中国的21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最大差别，就是教育机会上的 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法国晚近历史上找到证据： 1968年席卷全国的五月 革命便是由于学生对教育的不满所引发。此前十年间，法国学生从十七万暴增到六 十万，而教育的空间与设施完全无法跟进。这次“五月革命”，被世人称为绝无仅 有的“玫瑰革命”，因为革命的对象不再只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活得更好，既为爱 自由、爱平等，也为爱智慧。如果我们尊重这段历史并引以为戒，我们就应该看到 这 次“玫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中等收入群体”为争取成为真正的“中 产阶级”的一次精神转向。
大家寄望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因为它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促进作用，并将此视为一 个国家是否形成橄榄形社会的重要指标。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中产阶级的知识性与 社会关怀？我们不防举个例子。有一大片树林，我是说，很大的那种。林子里面住 了很多动物。每只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我们可以将此视为财产权的一种象 征）。为了防火，动物们决定在林子中间砍掉一大片树木（同样很大，但绝没有林 子 大 ，作为中间地带，并向中间地带移居了不少优秀的动物。这个道理很浅显，
懂得防火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燃烧面积较大，当小规模救火措施已无济于事时， 为设法阻止火灾蔓延，在大火烧到之前，人们会除去草木等可燃物，开出一条防火 隔离带，使火烧到这里后，因没有能着的东西而自动熄灭。
我们秉着最良善的愿望，相信这条防火带不会自己着火，因为“它的可燃物被 移除了”，就像中产阶级告别了贫穷，不会因为饿肚子去找扁担。但是，可以肯定 的是，防火带并不能防止林子别处着火。当别处火情危急时，势必会有许多被火烧 赶的动物跑到中间地带来避难，分享或占有原住动物的领地。也就是说，当森林其 他地方着火时，原来不着火的林间空地的安宁与自治将被逐渐打破。林间空地的原 住居民还需面对下面一个危险的假设：如果其中有些动物因为身上毛多，跑到林间 空地时带来了火种，怎么办？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长毛动物都有。
如同海德格尔将开放性真理的终极视为“林中空地”（Lichtung），那是自由无 蔽的敞开。在笔者看来，从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说，住在林中空地的动物们，应 该将目光向整个森林敞开。当森林里有一点烟火，立刻会为所有动物所共知。读者 诸君如果理解我写在上面的寓言，就知道，这种关怀不是关怀树木，而是考虑到动 物自己所处的危险。这个危险建立在另一个常识之上，只要达到一定温度，一切动 物都是可燃物。
好女色还是好国色
世上男人终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两种，一种是死于好色，另一种死于不好色 。 如此二分在逻辑大概可以说通。不久前写关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时，我隐约觉得“好 色”而死亦可分为两种：一则好“女色”，二则好“国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 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小学历史入门课的第一个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纣 王那样好色，为了那个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双丢”（丢了天下、丢了脑袋）。但 是本文所说的“国色”，并非代指妲己、杨贵妃等倾城倾国、沉鱼落雁的丽质佳人， 而是说一个国家被赋予的虚妄前途。所谓好“国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国家当作 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爱到死去活来，爱到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自己的人 格终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丢失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就谓之为“死于国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失去常识。去年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的电影《毁 灭》极好地复述了希特勒当年如何迷恋“国色”。曾记否，这位落魄画家一旦大权 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强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义。国家是画布，人民是画笔，而 在战场上，士兵就是被颜料包裹的笔尖。所谓生灵涂炭，其时不过是生灵涂上专制 的五颜六色。自古以来让人景仰的政治韬略从此不得不让位于这位拙劣画家的行为 艺术。俗话说，各行其是，各司其职。诚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艺术，是对艺术的亵 渎； 然而搞艺术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尝不会将政治推向险境？艺术的诗性思维，因 为对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会将政治推向另一种极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强力 推动下，理性终于让路于荒诞。所以，当苏军将柏林炸得地动山摇时，躲在地下室
里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丝微笑。他对站在新柏林沙盘旁的建设师说，柏林炸得越平 越好，到时我们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来，历史上一些因为恶政孽生出来的大灾大难，大多都是因为诗性思维 压倒理性思维所致。因为前者重意境、重审美（当知在人的潜意识里悲剧是美的极 致）、重概念而轻逻辑。改天换地、推倒重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坏事变好 事”式的辩证法就是典型的诗性思维。在启蒙运动和诗性思维这两股巨浪的推动下， 终于酿成了绵延于上一世纪的灾难。它包括那些以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 建立人间天堂的极端乌托邦运动以及持续六年席卷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战。 这种好“国色”的理想主义可以简述为“凤凰涅槃”式的孤注一掷。其不幸在于探 寻至瑧至美时，却无视另外一些尴尬，比如凤凰一旦自焚而死永远不会复活或即使 复活它有可能变成一只鸡或一只鹌鹑。
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国家，断然是不会尊重自己的邻国。在好“国色”时代， 它的掌舵者和追随者所能想到的，只是这个国家美艳如花、美仑美奂的未来。以虚 妄的未来透支现在。他们不是自私的，却会因为“国色”而几近疯癫。恰恰是这种 大公无私的疯癫最为可怕，因为能量无穷。在利他外衣的掩饰与自我暗示之下，一 切恶都是“必要的恶”，都有了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日两国的法西斯分子，并非人人生来就 有恶狼的习性，他们背井离乡、餐风露宿，扛着机枪去杀戮邻邦异族，有的是被政 治胁迫的，然而更多的人却是为了国家或民族的远大前程甘当炮灰与剖腹者。他们 心甘情愿地听从了超越于人性之上的伟大“道德”的感召。深受纳粹之苦的法国著 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曾经撰文感慨，那些杀人无数的军警一定相信自 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 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 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悲惨世 界》里的警察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 “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 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 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 实意义。（见拙文《良心没有替罪羊》）。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同样是好色，贪恋“国色”者要比爱好“女色”的市井 之徒、平民百姓更有道德优越性。因为他们好的不是人人喊捉（奸）的藩金莲，而 是可以光宗耀祖的“国色”，掷地有声的崇高概念。他们“因好色而纵欲”常常可 以感天动地，不但可以将别人劝进自己的战车，甚至将自己的一辈子也骗个精光。 路易？斯博洛尔曾说 “政治使人变得罪恶 ”然而，政治并不足以使罪恶转变成毁 灭性的大灾大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同样是在电影《毁 灭》结尾，在苏军攻陷柏林之际，戈培尔夫人之所以毅然将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一毒 死，只是因为她心存信念——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而 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一次关于“好色”的转 向，即从好“国色”转向好“女色”，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
万岁”转向“生活万岁”。这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大灾大难之后，人类获得的一 个宝贵经验。近年来，在法、美至少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是不久前法国评 选本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纵横沙场谋求大国霸业的拿破仑皇帝跌出前十名，领 先于他的是众多慈善家和那些给他们生活增添乐趣的人。另一件事涉及美国的两位 总统，一位是好“女色”的比尔？克林顿，另一位是好“国色”的乔治？布什。如 今地球上大多数居民之所以认为小布什时代较克林顿时代危险，是因为人们发现这 位牛仔总统试图将这个旧伤未癒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好“国色”不好“女色”、要政 治不要生活的旧时代。
当然，好“国色”不必完全贬抑，好“女色”亦不必无条件称颂。毕竟，死于 好“女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今日世界的现实是如何彻底从死于“国色”的困境 中走出来，却又不致跌进死于“女色”的深渊。
如王尔德所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从启蒙时代正午灼眼的阳光 到后现代温香软玉的沉沉暮气，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诚如开篇 所言，什么样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际，究竟为何而生？
百年萨特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我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也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我祖父的书房里到处都是 书。他不准任何人清理书上的灰尘，每年只可以在十月份开学之前清洁一次。我甚 至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对那些像石板一样厚重的书怀有敬意。它们或正或歪，像一 块块砖头一样插在书架上，对我来说它们就是一块块古老的纪念碑，它们目睹了我 的出生，也将目击我的死亡。”这是萨特写在《词语》一书中最动情的一段文字。
今年3月14日和6月21日分别是法国两位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 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两位少年同窗，以后的论敌，对20世纪法国政治运动与 思想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人曾经如此对比两位才俊，称前者“有根基无力量”， 后者“有力量无根基”。
由于萨特所具有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民性”与“政治正确”，法国曾经流行 一 句 话 ，“宁要错误的萨特，不要正确的阿隆”。对于这种偏执，意图“让意识形态 诗歌下降到平凡现实”的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有情理相通的诠 释：知识分子之走火入魔，多是因为坚持某种意识形态导致知识与道德上的精神错 乱。在我看来，与之对应的仍有另一种“民众的鸦片”，它表现为民众对代表其利 益的行动知识分子言行的盲从。由此可见，受意识形态之害的民众吸食了“双重鸦 片”、“二手烟”。
如有书评指出，雷蒙？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目的就在于为意识形态袪 魅，指出“一切都是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设计出最佳的行动路线，真正 的政治智慧是寻找一条相对较好的务实道路。对于对手，阿隆强调：“永远不要急 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在握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此态度有如胡适的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难发现，20世纪萨特与阿隆在法国的对立与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