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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加以抨击。希拉克一家自然是惆怅万分、寒透心骨。对于希拉克来说，更不幸的 是 ，“政治儿子”忠心耿耿，阴沟翻船 “政治女婿”不断变节，节节高升。就是这 个屡屡变节的萨科奇，讲了一句看似解嘲又颇耐人寻味的话 “穿越沙漠是件令人 愉快的事情，藉此你知道哪些是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萨科奇自称是个占有欲极 强 的 人 “有个空位子，我就想坐上去”。去年，在法国电视二台的“100分钟辩论” 节目中，主持人阿兰问萨科奇法国财政部长洛朗？法比尤斯曾承认自己刮胡子都想 着总统竞选，你是否如此？萨科奇的回答是 “我不只是刮胡子的时候”。喜欢萨科 奇的人对希拉克的评价是，他说的都是一些共识，我们学不到东西，而萨科总能引 起争论，有争论才有进步。多数法国人认为，这个“左右逢源”、四处招朋引类的 尼古拉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希拉克时代的终结者。
看不怪萨科奇行事作风的人以“萨科这？萨科那”来宣泄心中的不满。抱怨同 时也透露一个信息，今日的萨科，被漫画书描绘成背负两节劲量电池的超级部长， 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应 该 说 “法兰西文化例外”并非完全是积极意义的。时至今日 “例外”二字 ， 不时也成为这个民族不事进取，不向其他国家或文明学习的遮羞布。今天，评论犬 儒与享乐主义正在启动这个老牌文化帝国的安乐死程序，未必尽是夸张之辞。大凡 在法国办过事的人，都会抱怨法国人效率低，衙门风气重。更别说还有个荒诞不经 的三十五小时工作制，在这个旨在增加就业的制度下，勤奋竟然是不合法的。初到 法国，笔者曾经揣着钱包游荡在一座关门闭户的小城，饥肠辘辘、举目无食。因为 是星期天，所有店铺都关门休息了。2001年，塞德里克？克拉皮奇拍了部叫座的法 国电影——《西班牙旅馆》——开篇即讽刺了法国的官僚主义。一个学生申请去西 班牙留学，公章文牍满天飞。对于这种官僚与民僚主义，尽管在法国不乏自我批评 ， 但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毕竟是少数。法国的学界更是时常将效率与增长完全模糊了 界线。在追求 décroissance soutenable（合适的增长）之时也让日常生活的效率 背了黑锅。事实上，减少官僚主义或及时回复他人的邮件，并不会多消耗掉伊拉克 地底下有限的石油。在这点上，萨科奇的另类表现与今日法国的“主流文化”显然 格格不入。
萨科奇注重行动，他有句颇为吊诡的名言 “不冒险就是最大的冒险”。在法国 人眼里，野心勃勃的萨科奇的确是个异类，是“法兰西政治例外”。他是个工作狂， 有人为此拿出数目字 “萨科（Sarko）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睡眠时间少是有人 将他比作拿破仑的理由之一。萨科奇的勤奋和中国的农民工勤劳当说不分伯仲。不 同的是，后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通过萨科奇与中国农民工的比较（对于忍辱 负重的后者来说，这种比较无疑是残酷的），似乎可以找出关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法 国和平衰落这组宏大叙事间的一些蛛丝马迹。一个勤奋的财政部长怎抵得了数亿农 民工？所以每当看到萨科奇因其效率鹤立鸡群、被媒体捧为政治明星时，笔者便会 想起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对李鸿章的描述，泱泱大国，面对一双孤儿寡母、 万千列强，惟一人扶危。
有报章描述萨科奇主政财经部的情形是 “上至次长、主任，下至普通执达吏， 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执达吏统统穿起了气派的制服。司厨长手托鱼盘在长廊里飞 奔 。”此情此景，不可不谓气象万千！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许多法国人在萨科奇身
上看到了希望。萨科奇正在进行一场“效率洋务运动”。当然，在塞纳河左岸一些 反对过于追求效率的学者眼里，这不是什么可以恭维的事。在他们看来，当世许多 乱哄哄的繁荣，不过是“疾步如飞、追赶监狱”。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左岸的理性 声音，有着浓郁的世界主义传统，思虑所及无远弗界。其关于效率的批评对于此时 的法国虽已不合时宜，有药量过猛 “落井下石”之嫌，然而对于中国现状却有着 忠言的意味，或者说更切近中国的实际，有益于化解潜在与日积月累的危机。不可 否认的是，流行于当下中国拆迁运动中诸种野蛮与短视，既源于利益集团的合谋与 分赃，也因各地政府寻了中国长策中的短见，中了效率至上的暗毒，终于失之于一 端。仅从文化保护一维而论，近两年来暴风骤雨式的拆迁改造，已经具有几十年前 文化革命的某种暴戾特征。
萨科奇之于法国，是年轻与效率的象征；他的成长，渐渐成为法国告别希拉克 时代的一个仪式。萨科奇曾以律师为业，2002年进入内阁任内政部长旋即成为法国 政坛巨星。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使内政部焕然一新，巴黎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 。 当年年底，巴黎人报即以《安心睡吧，萨科守着您》（Dormez tranquille， Sarko veille）为题撰文，以赞美萨科奇的非凡政绩。在调任财政部长后，同样大刀阔斧， 改革沉痼。不久前，萨科奇宣布他将在今年11月份参加竞选“人民运动联盟”（UMP） 主席，并得到了拉法兰总理的支持。一旦坐上党魁交椅，萨科奇2007年入主爱丽舍 宫当是触腿可及之事。与无处不在的萨科奇相比，在 CANAL＋的木偶剧里，希拉克 则被丑化为手握狼牙棒，终日以强凌弱的墨镜先生。他可以随时揪起萨科奇的衣领 并教训他 “想当党主席？呵呵，辞了财长再做梦吧 ”
CANAL＋的木偶新闻剧每晚8点前后播出，通常只有十几分钟左右，这是法国收 视率最高的节目，也是许多年轻人惟一观看的电视节目。该台曾就木偶新闻剧的辛 辣风格和社会反响制作了一个专题，其中有一段是萨科奇谈论自己日日“上镜”的 体会：政治人物、政府官员要有责任和胆量面对公众，如果受不住批评或讥诮，就 安心去过自己的私生活好了。
萨科奇这番评论不禁让人想起几个月前发生在中国陕西的一则丑闻。有个农妇 家中被盗，向当地警方报案后长时间没有消息，在县公安局上访催促破案时，情急 之中骂了县公安局局长一句，结果竟被拘留了7天。理由竟是“公开侮辱他人”。官 员不接受批评，以名誉权自卫抓人、循私枉法，委实公私不分，不得不让人摇头。 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后，引来一片喊打之声，最后终于有了“说法”，虽然“说法” 离“法说”还有些距离，毕竟各地媒体关注了这件事情，并帮着讨回了“公道”。 然而，此案不过是中国众多地方、众多领域、众多层次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罢了。 只是当它被放到县镇一级，剥离了枝节与干扰，火眼金睛的人们似乎看得才更加真 切，萌生了权利意识，因而怒火中烧或悲从中来。
眼下，中国政府着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意义久远。结合对西方政治文化的一 些亲历或观感，笔者相信，提高执政能力所赋予的价值内涵，当不外乎八字 “文 明政治、轻松生活”。它将是中国告别革命、完成转型，走向幸福自由不可或缺的 一环，也将是最重要的一环。CANAL＋等法国媒体在揶揄政治人物的同时，也向人们 讲述了一个道理——政治并非必然面目可憎，它甚至是轻松的，公开的批评与讥诮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国政府及其政治群体的声誉。政治毕竟是人的事业，文明政
治即是轻松政治，轻松政治必然服务于轻松生活；政治文明之演进在于让管理者与 被管理者轻松互动，否则政治及其改革将失去其必要之意义。
2004年10月米哈博桥畔
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9月26日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增设三个刑事审判 庭，以应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并将使死刑复核程序真正中立于行政机关及防止其 他权力的介入。万鄂湘同时感慨，虽然中国现在面临废除死刑的压力，但是这个问 题在中国几乎无法讨论，因为“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在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 固，很难一下子丢掉。
对于“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的影响力，我算是偶有体会。不久前，当我主 张废除死刑的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时，立即在网上激起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不 乏幽默，譬如他们以不被法律保护的弱者的名义，要求截杀熊培云，然后再响应熊 先生的呼吁，一举废除死刑，宽宥杀手，以显示吾民与吾国法律之人道主义情怀。
当然，有些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受制于当下不如人意的形势，我看到一些原本 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变得心灰意冷，至少并不积极。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理由是，在 这个半调子法治的国家，即使我们有朝一日废除了死刑，也不能避免一个“囚犯公 民”在狱中非正常死亡。
关于这一点，我想保持一种乐观心态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从全社会“公开杀人” 到某个团伙“暗中杀人”毕竟是个进步。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道主义的宪政中国可 以一蹴而就。我们日积月累的讨论，事实上也是在改造一种“以牙还牙”的法治精 神。
记得两年前我住在法国某大学城里时，常有几位学法律或社会学的法国学生到 我宿舍里聊天。有一次当我引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八字俗语概括中国的刑 法和民法时，立即引起了他们不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好的法律应该是 “杀人 不偿命，欠债要还钱”。“欠债要还钱”不必赘说，而“杀人不偿命”的确成为法国 等欧洲国家新的传统。
众所周知，在密特朗时期，法国废除了死刑。据说，当时法国民意大多数都反 对废除死刑。密特朗到底是个自信有主见的人，敢冒民意之大不韪，硬是将废除死 刑写进了竞选纲领，并且顺利入主爱丽舍宫。
若干年后，当时法国的司法部长，曾经大力推动废除死刑的巴丹戴尔先生出版
《为废除死刑而战》一书。书里谈到一个观点，如果政府想要废除死刑，一定不能 搞全民公决。因为有时候，民意是靠不住的。精英阶层在必要的时候要有大担当， 学会引领社会。
不难看出，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中式偶句真理”里 ，“欠债还钱” 四字深植于契约精神，而“杀人偿命”仍不过是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 报复性立法。当今世界昌明，人道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显然 “杀人偿命”一说是 对法的精神的深刻误解。
在我看来，法律为人所信仰，并不止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法有慈悲心。 二十世纪以来，法之精神有所进步，至少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强制力的正本清源—— 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意识到强制并非法的本质。如奥地利法学家魏因贝格尔所说，法 律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协调，是为管理服务，其主要手段不是强制（惩罚）而是促 进。
因此，就本质而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各国规制并严格推行，并不是因为法 律神圣，而是生活神圣，人追求并捍卫幸福自由之神圣。换言之，法律之形成并非 以制裁违法者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公民，包括每一位违法者以及潜在违法者。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须直面两种东西：一曰人性，二曰社会性。 所谓人性，指人的本性。或许我们可以说，人性本无善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对善恶的抉择，人性在路上，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与法兰西
学院程抱一院士访谈时曾深受教诲 “人性永在不断形成之中”。如法国电影《Le temps du loup》（中译《恶狼时代》）所揭示，在未来资源极度匮乏的年月，公民 社会势必土崩瓦解，人的兽性从此大行其道。
所谓社会性，指社会的本性。在此，我们区别以往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解释 ， 意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亦有其本性——“社会性”，善恶博弈，此消彼长。在一 个没有宪政保障的时代，比如清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