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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君王对于成长起来的改革力量没有信心，认为在众多选择中维护旧制是 最好的（条件 B）；
其三、君王所拥有的是经过传统教化和过滤的知识，而缺少世界图景下面向未 来的、开放的知识体系（条件 C）；
其四、君王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即使天下危如累卵，自己仍然能享受到旧制度 的不少好处（条件 D）。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提到一个瓶颈危机 “……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 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 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 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还没有养 成效忠的心理惯性作用 ”从这方面说，效忠也是可以通过“暴力＋驯养”来实现的 。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清初面对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时，汉 民掀起了“头可断，发决不可雉”的“护发不留头”运动；及至清末，当革命党人 要割辫子时，许多汉民誓死不从，宁可“留辫不留头”。如果我们用斯德哥尔摩综 合症来解释，这不过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式的忠贞，一种虐恋后的“嫁鸡随鸡”。
透过上述一系列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以君王为首的统治者成为旧制度的人 质，当民众臣服于统治者时，后者实际上是遭受了双重绑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说，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被解放；而改革同样意味着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解放。
今日，倘使我们仔细审视法国时事政治与社会风潮，不难看出，从政治或社会 心理上说，法国的青年已经或多或少地患上了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代在发展 ， 当旧政策让法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一点点吞噬法国人的活力时，法国人仍然死 守既有的一切，不肯为一个时代的进步做出半点让步。在这次关于“CPE”法案的 抗议声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PRECARITE（不安定 ”。在这些法国人看来， 改革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安定，使自己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对改革没有信心，而 这种信心的丧失最后完成了一个逻辑转换，即改革代表着一种恶意。而患上斯德哥 尔摩综合症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这些年轻人看到的永远是他们从旧政策中得到的一 点恩惠，他们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好东西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 相信，为将来作长远打算那是政治家们之间的肮脏事。
三 、“左右之争”与“上下之争”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左右共治”被人们称作政治奇观 “左右共治”指的是 共同掌管国家行政权的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情况。比如说1997年 开 始 ， 法国总理、左翼社会党人若斯潘与右翼总统希拉克共同执政，形成了法国第五共和 国历史上最长的“左右共治”时期。法国人将这种“共治”称为 Cohabitation（同
居）。
第一次“左右同居”出现在1986年。从选民的政治心理来看，这一年应该说是 具有标杆意义的一年。法国人热衷于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性的活动，然而对于职业政 治家多有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个败坏名声的行当。由于对政治的广泛 的不信任，一些选民便倾向于最大可能地运用自己的选票来“瓦解统治阶级”。他 们热衷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搞权力平衡——让左右两派相互掣肘，防止权力过分 集中。然而，由于总统和政府各归其主（党派），囿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与偏见，必 然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貌合神离，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使国家政治效率 低下，使迫在眉睫的改革无法推行。2002年，希拉克在蝉联总统后任命拉法兰为总 理，建立右翼临时政府。右翼大获全胜，间接说明了法国人否定了过去５年间的“左 右共治”的否定。
政治人物之间互相拆台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眼下，正当德维尔潘为 CPE 法案 忙得焦头烂额，一些另有所图的在野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四处煽风点火。同样， 即使是同一个党派内部，也难免有分歧。法国的 CANAL＋的木偶新闻剧近日嘲笑内 务部长萨科奇先生（德维尔潘2007年总统选举的对手）在整个事件中离心离德—— 这位“民意榜头排”命令警察上街维持秩序，自己却混进人群朝警察抛石头。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法国危机日重，并着手促进改革。然而，事实证 明，法国政府的改革举步维艰 “谁改革，谁下台”几乎成了官场定律。1995年 ， 推出铁路工人退休制度改革的朱佩政府下台；2005年，推动教育和福利改革的拉法 兰政府下台；同样，此次抗议 CPE 的示威浪潮席卷全国，令现任总理德维尔潘支持 率大跌。有报章评论，德维尔潘总理正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左右同居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左右分居同样进退维谷。笔者以为，法国当下 最大的问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近年来改革者浴血奋战，功败垂 成；去年，55。96％的法国人对欧盟宪法说不，更是匪夷所思。种种迹象表明，今日 法国的政治困境，全然不是“左右分居”或“同居”所能解决。
四 、“笼中对”
在中文网络上有句流传甚广的话，据说来自美国现任总统乔治？布什的某次演 讲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 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 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 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
无疑，宪政民主、信息畅达是让统治者“走进笼子不继续害人”的手段。然而 ， “警惕政府”的心理一旦走到了极端，以为凡政府所为，就是要从人民手里抢走东 西，同样适得其反。
在以前有关拉法兰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经将人类的政治理性分为“大脑理性” 与“肠胃理性”，前者注重远大宏旨，后者注重眼前利益。早在一年前，推行教育 与退休制度改革的拉法兰被迫下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大脑理性”与民众
的“肠胃理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不容否认，过去几年间，无论是拉法兰政 府为提高法国国际竞争力的改革，还是希拉克总统积极促进欧盟建设的欧宪投票都 证明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的这种“理性分歧”、“上下脱节”。
首次雇用合同针对法国当前劳保法对企业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职工的有关条款 内容进行改革。由于现行法律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导致雇主不愿 也不敢轻易招聘员工。为了解除雇主的顾虑，必须赋予雇主更多随意解雇员工的自 由。应该说，这是一次给企业松绑、给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给社会增加活力的 重要变革。然而，其所受到的抵制，让德维尔潘政府始料不及。当有人高呼政府又 “从笼子里走出来了”时，大家便群起攻之，抬着笼子游街。全然忘了一个民选政 府，有责任引领国家走出困境。
发生在索邦大学广场内外的某些激烈场景难免让人想起1968年 的“五月风暴”。 两者区别是重要的：1968年的风潮是学生们要求政府改革教育体制而引发，而最近 这场学潮，则是因为学生反对政府改革。前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是为了自由， 而后者则是为了保守既有的利益。当年那些将以“自由”为人生目的、以“打倒” 为人生价值的才子佳人们，如今因为保守变得忧心忡忡 “惶惶不可终日”。 然 而 ， 如前所述，两代人之间的共性就是对政治极度不信任。在他们捍卫民权时 “政治” 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以致于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政府被关进笼子里，而群众 却拿着棍棒在街上游荡，漫无目的，仿佛一场白日梦。
显然，将政府关进笼子里并不是民众的目的，目的是不希望政府做坏事。所谓 “总理可能有私心，但总理府没有私心”，事实上，宪政下的政府已经在笼子里了。 法国现在面临真实困境是，政府不但被关进了笼子，而且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对 政治的极度不信任，正在将法国人置于政治的眷顾之外。
诚如上所述，法国需要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它不仅要解决“左右之争”，更要 解决“上下之争”。即，在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找到一个妥协点，以此为支撑， 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有多少悲剧还会重来？
——与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对话中国传统与未来
以下是本文作者与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部分对话，谈中国的传统与 未来。该对话为熊培云“中国悲剧及其出路”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主际对话”，是这部分谈话的灵魂字眼，有其深远的蕴意与内涵。我们把它视作 中国内政外交实现真正和谐、上升的基础。没有这个双重基础，一切繁荣、掩耳盗 铃式的和谐都将毫无意义。
如抱一先生所言，外加的道德抑制不了内生的危机，人性仍在形成过程中，而 拒绝恶的最好方式，是制衡与平等。当主际升华（1＋1＞2至≈3）沦落为不平等主
体间的互相吞噬，1＋1＜2至≈1，即是悲剧开始之时。
一。 善恶之两端，人性是一种可能 熊培云：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心灵破裂的人，这种破裂对您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
么？
程抱一：我祖籍南昌，小时候常去庐山玩。母亲是在九江长大的，湖北人，是个孤 儿，由教会养大。长江，庐山对我来说敏感极了，那时我们逃难到了巫峡，印象很 深。现在三峡的后果我们都无法预测，地震、工程质量、恐怖分子。若是有灾难， 真不知道怎么应付。中国这个民族，一些流弊，将来一定被迫要改，这是个时间与 代价的问题。至于要付出多少时间，我们还不知道。
我的生命中间发生一些事情。七岁的时候，有个姑母在法国学历史，带回来了 卢浮宫的维纳斯像和一些安格尔的裸体画，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对我是一种震憾 。 但是，两年以后（1939年）发生南京大屠杀，另一个形象出现了，其惨烈是你们无 法想像的。很多女人被强奸，被光着拍照，这些裸体和安格尔的画里面少女端着水 罐完全是两个世界。中国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练剌刀，这种苦刑，即十字架形象。 它们是引发我后来同西方对话的原因，看西方如何面对恶。那时我虽是少年，已经 决定对人间大恶与大美的思考，不可放弃任何一端。七岁和九岁，我接受这种心灵 破裂。因为它，我可以把人间的东西都纳入到这个空间里去。
基督教对恶的分析比儒佛道都走得远。释加牟尼在菩提树下圆寂，基督却是钉 死在十字架上，大恶与大痛苦，以走到最底层的方式去面对。与十字架对话，我不 是从信仰出发，而是对生命的质问。
熊培云：中国人讲隐忍、和为贵，因此常回避恶，即使知道恶的存在，也并不正视 ， 敬而远之。中国传统文化里多拳匪情结，讲朴刀棍棒，当说是正视了恶的，然而寻 仇者快意恩仇，冤冤相报，终至恶性循环。武侠也很少走到《基督山伯爵》里最后 的宽恕，多是大团圆，并没有解救方式，《水浒传》里宋江等招安之后也全是悲剧。
程抱一：西方除了要面对恶，也提出了解答。不止于至善，绝对不为恶，还有至爱 。 他们面对的是绝对的恶，解答也是绝对的解答——想办法爱到以爱敌人的方式来解 决它。基督所说的宽恕，不是就此忘掉了。他在十字架上，底下人嘲笑他，你既为 神之子，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说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惜 这个恶的问题，中国一直没有真正面对。
在中国传统里，除了孔子，孟子也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可是孟子占了上风。 儒家思想从孔子、子思到孟子作为正统传了下来，人性以五伦定制。性善论最大的 问题是忽略了人性仍在不断地形成。由于性善论，中国儒家对恶的问题没有做绝对 的正视。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既定的东西，而事实上人性是一种可能。法文里讲人性 ， On devient humain（我们变成人），甚至是我们 de plus en plus humain（逐渐 变成人），就是说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还是很短的。
西方对恶，不只是基督教，从希腊开始，悲剧把人性中最不能忍受的东西都搬 了出来，母屠子，儿弑父，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