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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挖掘的是，除了不向命运屈服，郝斯嘉还有一个近乎高贵的品性 即 ， 对明天永怀热忱与希望。影片行至结尾处，郝斯嘉深爱着的白瑞德再次离她而去。 趴在台阶上，她千头万绪，只觉得世间万事皆空。突然间她想起了父亲的话，你爱 陶乐庄园的泥土将胜过一切，只有明天与土地同在。那一刻，郝思嘉喃语远眺： “家……我要回家！我会想办法挽回他的，毕竟明天是另一个崭新的日子 ”
人世间的屈辱，要在人世声张，人世间的幸福，要在人世间求取。或许，如此 对比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甚至区别存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女子会让读者诸 君觉得突兀。然而，正如人们所说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我因此主 张，一个人，当他（她）被一个时代、社会，或被周遭的人抛弃时，他（她）仍然 应该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人生而多艰，当我们被社会抛弃时，必须坚守不被 自己第二次抛弃的底线，那是我们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是人的集合。我们对社会进行批评，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批 评；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本质上说决定于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兴衰荣辱。正是在 此基础上，所谓个人奋斗或一代人的奋斗，才被赋予意义，而中国之真正崛起，也 因此决定于个人自救力量的崛起——面对困难与挫折，人人意气风发、生龙活虎， 既无懈于自我奋斗，同时又敢于向社会表达自己的不幸与遭际。
换句话说，只有个体强大，奋发有为，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强大，社会救济或公 民互救才会更见成效。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相信，从魏珍怎样到郝思嘉，暗合了 一个国家自新自强的命运与征程。
为什么学外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人谈论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时脸上 渐渐有了血色，不再视中华文明为无物，这是好事。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膨胀的 自信心使一部分人开始丧失理智，他们以正义者的姿态纷纷扛出民族自尊或保护本 国文化大旗，为自己的不思进取与闭目塞听找借口。这种危险的倾向足以令人担忧， 极而言之，它有可能会中断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社会的步伐。
举例说近两年来抵制英语学习的争鸣，一个较为突出的观点是“中文都学不好， 何苦要学外语？”、“难道要让中文去死？”，字里行间仿佛透散着爱国爱传统的热 泪与热血。然而，它经不起推敲。
首先，教育部要求学生学英语，并没有因此取消中文课或禁止说中文。至于许 多人中文没学好，是因为中文读得太少，而不是因为英语学得太多。韩复榘当年作 演讲多有名言，其中一句大意是，在座的高材生都会七八国英文，而我这个大老粗 连中国的英文都不懂。大家之所以觉得他可笑，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自己的英文。同 样，今天也不存在要保护中国英文这个逻辑。事实上，将中文与英文都重视起来不 但不矛盾，相反因为语言是相通的，可以互相提升。由于汉语多诗意，少逻辑，学 外语对中国人的思维训练也不无好处。
我们使用语言，最重要的是用它来表达思想、传播知识。语言之精华在于文字 内涵，而不是形式。真正“中文好”，并不在于文章通顺华美。否则，所谓的“好 中文”，就会沦落为遣词造句的文字游戏，短暂时尚的庸俗载体。为了提升汉语文 化承载的文化与思想，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障民众尽可能多的自由思想；另一方 面，民众要重视培养自己获得知识的途径。一个人多掌握一门外语，无异于给自己 增加一双眼睛，增加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你多一份感悟与体会，就会多增进一份言 说的内涵。因为有思想的语言都是可译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英语已不属于英美国家，并非“英语殖 民”可以简单概括。当全球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语书写，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 英文资料的时候，英语更像是一个数据库或图书馆，其价值将渐趋中立。有人就英 语教学工业每年给英国带去70多亿英镑的有形和无形收入而大谈文化或经济殖民，
以此否定英语教育，显然也是逻辑混乱——你不能因为大学收取学费就否定大学教 育。
最后我们再分析一下爱国青年们（当然其中不乏想在大学混文凭的“三流学 生”，他们虚张了网上所谓的民意）的追问，“为什么西方人不学习汉语却要我们学 习外语？”首先要回答的是，在西方学汉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当然远不如中国人 对西文这般重视；其次，我以为，这种外语学习上的反差正是中国未来可期强大的 理由。我们不妨做一些推理：
假如有两个房间，房与房之间没有可以来往的门，在隔离墙的正中间有一块玻 璃。记住，这是一块落地的单向透明的玻璃。也就是说，从一个房间能看到另一个 房间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妨将可以看见对方的房子设为 A 房，只能被看见的称为 B 房。当然，为了更好地进行我们的推理，我们还可以将听筒加进来。A 房可以听 到 B 房里的声音，而 B 房住户对两个房间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一无所知。他只能看 到自家墙上有面镜子，他可以在镜子面前完成一种类似自我陶醉的审美，比如用它 来化妆，或者穿上风衣后在镜子前优雅地打一个转，说一些“嗯，挺精神”之类的 话，等等。
接下来我们还得预设三个条件，与你一起挑选房间的人可能是一位智者、你生 意场上的敌人或者一个恶棍。如果你必须挑其中的一个房间居住，你会选择哪一 间？
如果你有着和我一样平常的智力，我相信你会选择住在 A 房而不是 B 房。具体 理由如下：
如果 B 房住着智者，你可以通过观察与倾听，从他身上学到你需要的东西。比 如他的举止，他阅读了哪些书，接待了哪些客人，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
如果 B 房住着你生意场上的敌人，你同样可以通过观察与倾听（我们可以换上 另一组词：监视与窃听）获得对你极其有用的情报。比如他进行了哪些秘密交易， 你值得信赖的朋友是不是经常和他一起开香槟庆贺你新赔了一笔买卖……
如果 B 房住着恶棍，你可以知道什么是丑陋与下流，并引以为戒。当他杀人或 有其他危及整个社区安全的行为时，你可以介入或报警。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沦落为近代之积贫积弱，就是因为此前若干皇帝老儿带着 山呼万岁的臣民躲在上述 B 房里照镜子的功劳，终于照得一代不如一代。而今日中 国希望之所在，得赐于对开放社会的认同。学习外语可以使中国人面对世界时耳清 目明，知道孰是孰非，择善而从之，知不善而改之，从此可以逃脱被观赏与因自欺 而被欺的命运。未来开放的世界，将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被观察、被学习与被介入的 。
谁是新青年——我眼里的陈独秀与胡适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敬告青年》 一文，感叹中国人的衰老：在中国，人多以“少年老成”相谓，而在英美等国家， 却以“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相 勖 。“青年之于社会，犹 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九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味这段话时，不难发现，在早年陈独秀身上所 具有的某种改良倾向——新陈代谢必然是有序的、渐进的，是“天然淘汰之途”， 而非“美丽新世界”里所写的那样急风骤雨般制造“新人”或“新青年”。
谈到实证主义时，陈独秀表示，“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 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 者，吐弃殆尽。……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 。 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 文不值也！”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眼里，政治的终极目的是生活，是厚生利用，而 非其他虚无的宏大理想与道德说教。
无可否认的是，在经过二十世纪诸多波折之后，时至今日，生活文明已被视作 政治文明的重要标竿。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在若干年以前，我们亦可从米兰？昆德 拉的小说中找到证据。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说，那些行进在大街上 的捷克人民手里高举某个主义万岁的标语，而喊在他们心里的没有写出来的口号却 是“生活万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承认“生活万岁”，就是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 心与本性；让极端的革命狂热回到脚踏实地的改良，让削足适履的政治从此服务于 人的生活。所谓政治当为人所利用，而非人为政治所奴役。
同样，在谈到科学时，陈独秀抨击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的中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急起直追。“无常识之思惟，无理 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 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上世纪初，中国正面临一场文化与政治上的危机，在选择急风骤雨的革命与润 物无声的改良之间，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前者。显然，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与激进的 态度使他在参与社会改良时同样保持着一种“舍我其谁”、“惟我独尊”的立场。应 该看到的是，在几十年后的新启蒙运动中，当中国知识分群起要求“告别革命”时， 其所告别的，并非带来社会进步的革命本身，而是在革命无序中滋生的“真理病” 与强制。因为“真理”及其排它性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原来的进步力量会迅速 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关于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期自由辩论的黄金时期，陈独秀已 经表露无遗。
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因此引发了一 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在这场争论中，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的立场
是“（白话文运动）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 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胡适所持的自由立场是，“此事之是非，非一 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 题。讨论即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主 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青年》第3卷第3号）。在胡适看来，陈独秀 之“不容”，恰恰是中国政治与社会败落的症结所在，是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1925年12月，北京发生《晨报》报馆被焚事件。时已成为“新青年领袖”的陈 独秀对此回答竟是一个“该”字。这个态度让自由的胡适一时寝食难安。在给陈独 秀的信中胡适表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 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 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 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在胡适看来，没有宽容精神的新青年就不是真正的新青年，他们注定会重拾旧 势力的道路。诚如是，有同乡同人之谊的陈独秀不但无法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 了”。
无疑，胡适之于近现代中国的贡献，在于倡言精神独立与思想宽容。胡适提倡 “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人要于有疑处不疑”、“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1926 年5月，当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之间的论争转向彼此对骂时，胡适“怀着无限的友 谊的好意，无限的希望”，致信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 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 会。我深深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 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胡 适 书 信 集 》，上册 ）
如胡适所说，二十年代，“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这一切与“五四运动总 司令”陈独秀等人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无关系——“并不是旧势力的不 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