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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全以个人口味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 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他高兴地戴上了胡适
赠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的桂冠①。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 也是如此。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
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 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薄介石。”②陈独秀以
“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最后见解”是非多悲观论调指前途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 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１９４１年１月，托派
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作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
①②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①。 托派临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为第四国际起草的文件，指出不应把即将
到来的世界大战“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闻的战争”；因为战争 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
面去。”因此，他们宣称应贯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作出来的关于 战争的原则”。由此出发，批判陈独秀主张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阵
营的立场，“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 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
托派临委认为在战争中应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病态的）”， 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批判陈独秀拥护英美而把苏联与法西斯德
国“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 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他们还批判陈独秀反对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主张，是“企图以此来阻止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 度”。
托派临委严厉警告说：“Ｄ．Ｓ．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 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
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 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
Ｄ．Ｓ．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①《保 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９—３５页。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同时又要求“Ｄ．Ｓ．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 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可见，直到这时，托派
临委还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组织的一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临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给 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
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 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
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 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
的“证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 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①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 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
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 绝交了。”②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①②中
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１
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七、八月合刊，第２
４１页。
“精卫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 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
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 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
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
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 分裂。１９４０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
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
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
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 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
“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 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
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①《民立报》
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 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
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 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
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说
“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②；“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 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
争！”他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 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
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 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
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 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③恐怕在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把
“极左”和极右触目惊心地结合在一起的样极了：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 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
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①②③意因：《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
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
但是，这种谬论在１９４０年上半年到１９４１年年初，在托派临委中 竟得到了多数的拥护。王文元发明了“战争变质论”，认为由于日美冲突加
剧，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 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所以他和陈其昌、楼国华等人转而支持郑超麟的“失
败主义”主张，刘家良亦然①。
彭述之坚持原来的立场，拥护第四国际关于“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 战争”及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但反对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而
提出“保卫主义”的主张，即支持中国抗战，在战争胜利中夺取政权，为此， 他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攻击导致抗战失败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
的“背叛”上。于是，“失败主义”与“保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 始彭述之处于少数。后来，李福仁介入，情况发生变化②。
托洛茨基及其操纵下的第四国际，也坚持抗战初期的立场，即彭述之等 人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个月（１９４
０年７月）给中国托派写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郑超麟、 王文元译）自序中，还在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在中国
革命中，①②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
忆录》，第２６３页。 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实行到底了。？？以至反战争的
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①１９４１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 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
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②于是刘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边，使彭述之一 方成了“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彭控制的
“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③，这个《通告》还附上陈独秀的书信和郑、 彭两派的争论文章，要求在４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
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结果，７月１３日，彭述之、刘家 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４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
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 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
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
…… 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 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
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 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④。大会选出
了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钅监）等人组成的新中委。①
②③④《斗争》，第５卷第５期。
《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合刊。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６８页。 楼国华、陈其昌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
会。郑超麟等人提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绝。 于是郑超鳞等便另出一个托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
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为首 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
两派分裂后，互相攻讦更烈。“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
“愚蠢的机会主义”①；“多数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骂
“少数派”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 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
②。 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政见，但出于对陈独秀的
私人友谊，不愿直接批判陈独秀，更反对制裁陈独秀。他们认为陈与“多数 派”的立场同样是“保卫主义”，批判了“多数派”，等于是批判了陈独秀的
错误，此其一。其二，陈与“多数派”的不同在于陈独秀“不借用托洛茨基 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
‘第四国际纲领’”③。所以他们敬佩陈独秀的诚实，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 虚伪。其三，少数派认为陈①②③意因：发表《意因写给陈独秀的信》的按
语，《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
犀照：《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保卫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