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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 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
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 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
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 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共出了７期①，共载 评论文章４８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１２篇，
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据当时应陈之邀常为《热潮》写稿的刘仁 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这个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
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①据刘 仁静说，就出了这几期，“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
器①。此外，《热潮》每期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
１０２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谴责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 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
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 幻想。②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
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 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
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 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
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 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
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 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①②顽石：《国联第
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①被迫下
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以欺骗民众。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
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②。果真，汪 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
陈独秀立即把《热潮》第四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 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
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 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
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③！
除此以外，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 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的路线进行。
《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 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
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 展到捣毁国民①②③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和三户：《“一二一
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均载《热潮》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
９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３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出版。 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１期。
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
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 然的逻辑”①。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 们的束缚时，他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
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 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②！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 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
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 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
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③。
还须特别提出的是，陈独秀还努力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沉重地回击 反动派对它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在
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 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
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
“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①②③顽石：《真正的危机》、《“一二一 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７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
日出版。 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
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
“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 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
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１９０３年“拒俄运 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１９３２年１
０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 府的“危害民国”罪。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 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
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 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
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 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
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 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②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
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①②《发 刊词》，《热潮》第１期。
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出版。 真正危机！”①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
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 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
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②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 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
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 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
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 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③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
以求的“议会斗争”。①②③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热潮》第３期。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６期，１９３２年
１月１３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
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 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
和《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 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
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 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
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 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
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 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
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 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
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 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１９２９年他与党决裂到１９３１年５月刚任
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 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
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 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①油印传单。
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 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
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①；“目前是国民党 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
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 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
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 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
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１９０５年时的革命 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
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 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
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 命的民众政权’。”③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起
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
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①②③独秀：《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火花》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
８日出版。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校内生活》第
２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 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
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 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
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 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