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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 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
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
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 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
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 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
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 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
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 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
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 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
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 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
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 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
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 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１日，他撰写了《国
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 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
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 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
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 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
批判是正确的。这年３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 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
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宣言彻底否定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①②《无产者》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
２月１日出版。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 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 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 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
“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 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
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
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 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 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
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 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 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
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
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
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 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
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 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 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
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 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
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 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
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 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
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 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
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 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
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 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
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 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
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 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
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 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 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
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 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
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１、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
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２、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 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
３、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 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
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４、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①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 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
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 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 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 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秘密举行了 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
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 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
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 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 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２０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①中国左派 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 印小册子。
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 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
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 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
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 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
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
“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 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
名称到１９３５年才起用。①②③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 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统一大会文件汇编》（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 山回忆录》第１５９页。
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
三者互有出入。 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
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４
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 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
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 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
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 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
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 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
将飘扬在全国”②。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５００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 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
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 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 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
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