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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 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
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 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
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 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
力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 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
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 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
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 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
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 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 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
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 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
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 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
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 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 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６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出 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 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
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 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
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 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
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 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
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 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
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 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
在的纠纷。”②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 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独秀：《对
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３０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
出版。 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
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 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
了。？？”①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 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
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 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
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 的办法”。
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 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
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 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同时，陈独秀又
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 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
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 产者社”为①②③《无产者》第１１期。
《无产者》第９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２日， 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
与托８、９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
《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０页。 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不仅撤换了代表，
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 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
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 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
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 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
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 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
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 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
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 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
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
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
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 第９期。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
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 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
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 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
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 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
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 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
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 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
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 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
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 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
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 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
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 政权与无产阶级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无产 者》第９期。
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
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 接象“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 点划清界线。①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
杂志（油印、６４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 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
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 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
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 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
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 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
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 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
对派中的反对派”。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 封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明天》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出 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无产者》第９期。 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
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 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
《纲领》是在１９２９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
“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 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 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
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
《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 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
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 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
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 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
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材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 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 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
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 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
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 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