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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
“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 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
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 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１９３０年如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
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 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
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 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
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 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
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 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
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 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
“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 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
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 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
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 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
“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 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
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 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
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 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
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 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①②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
年１２月１０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１９０６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 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 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１９２９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 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
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 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
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 小组织，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 两派合并。
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 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
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①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 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②，“迁就‘六大’
议决①②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工农民主专政” 来批判。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案”①“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
②。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 层群众”的对策。③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
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 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④。尹宽提出两派在
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 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
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 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
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⑤，由刘带回中国。
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Ｌｅｌｓ）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 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
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
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 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第２３８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 稿。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１５期，１９３０年３月出版。
陈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
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 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
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 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
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 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
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 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
《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 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
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
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 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
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 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
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 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
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 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
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 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
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
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 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
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 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
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 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
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 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
“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 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
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 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１９２９年
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 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
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①②区芳：《反 刘仁静政纲》。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
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 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９月间，“我们的话 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
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 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
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③ 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
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 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
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 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
干”拒绝。④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①②
③④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我们的话派”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１９３
０年２、３月合刊，第９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 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１６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
（“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出版。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 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①；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
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②；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 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１９２９年９月，以陈独
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 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 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
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 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
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①②③《红旗》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门罗主义”。门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