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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女性大胆追求理想的伴侣，反对无爱的买卖式婚姻。李莺莺和张浩的爱情故事也如此。张浩才华出众，深得出身于宦门之家的李莺莺爱慕，于是莺莺主动示爱，多次传书张生月下私会，并且暗结连理。在遇到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她先告之“女行已失”的真相，并写下诉状，慨然陈词两人已有私约在先。最后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11＇（P258）名妓杜十娘看中宦家子弟李甲，毅然赎身从良；莘瑶琴被卖油翁的真情所打动，不嫌其贫穷而爱上他。罗惜惜与张幼谦、乐和之与顺娘都是在破坏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建立起纯真的爱情。这种感情超越了等级贵贱，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节烈贞操，具有个性解放的要求，并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其次，妇女离婚与再嫁相对自由。明代虽忌讳离婚，而妻子因为贫穷或其它原因提出离婚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罪惟录&；#8226；马逵传》记载，明朝初年，马逵远征，在昌邑“重自刻责，蔬食水饮，率不能继”，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大胆请求离去。马逵很是生气，但最终还是听之离去。明代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她们敢于摆脱不幸婚姻的羁绊，去主动追求相对幸福的婚姻生活，这无疑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明代法律规定寡妇改嫁由公婆作主，但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再嫁权。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如《温氏母训》上说“少寡不必劝之守，不必强之改。”＇12＇（P142）在民间风俗中，寡妇再嫁可以自行主婚。如《水浒》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莲说道，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潘金莲最终自己主婚，再嫁西门庆。
明代中叶以后，夫丧改嫁已为一般民间妇女所认同，社会舆论也持认可的态度。在南直隶、江西、福建等省，从洪武到崇祯朝，民间社会的寡妇改嫁之风很盛行。以南直隶苏州府的吴县为例，崇祯《吴县志&；#8226；列女传》入传列女119人，共有20个寡妇在孀居期间曾经受到父母、家庭或社会要求她们改嫁再婚的压力。＇13＇在福建省，嘉靖《汀州府志》写道：“再醮，固薄俗之常。”又说：“妙龄无子，再醮之举，势不免矣。”＇14＇（P196）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铅山俗，妇人夫死辄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汤药者。”＇13＇（P4393）又如嘉靖年间，江阴胡秀妇徐氏丧夫后，先后就有乡人陈煦和富户沈泽两位男子前来纳聘、求婚。＇15＇（P127）可见，寡妇再嫁已成为民间的一种极为平常的习俗，人们对于寡妇是能够接受的。
在文学作品中，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也时有体现。在《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社会中，出现了一股新思潮、新风气，突出表现在一部分妇女在婚姻中有了发言权。孟玉楼改嫁西门庆时和丈夫的舅舅张四进行一席唇枪舌剑地辩论，表现出她不仅有再嫁的自主权，而且她勇敢的背离传统习俗，大胆的选择自己的归宿。《金瓶梅》中潘金莲改嫁两次，最初是张大户之妾，后改嫁给武大，最后又改嫁给西门庆。孟玉楼由布商杨家改嫁西门庆，后又改嫁李衙内。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先后改嫁给蒋竹山、西门庆。仆妇改嫁者也不少，宋惠莲原是蒋聪之妻，后嫁来旺。可见女子改嫁已成习以为常的风气。
第三、明代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一定的财产。在明朝法律中对女子的财产权规定极为苛刻，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明代妇女改嫁时可以带走许多财产。《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原夫蒋兴哥并不阻拦。临嫁之前，“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去，当个陪嫁。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时也带走许多财产。改嫁妇女从婆家获得财产的多寡固然与夫妇感情以及家境有关，但这一事实与上文介绍的有关法律条文相比，无疑说明了改嫁妇女财产权利的扩大。
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妇女，可以管理家庭财产的支配和使用。明朝“三殿鸠工，司空告匮”，当时有传言说，“诸素封拥厚资，不佐国家之急”。歙县商人吴希元犹豫不决，其妻知道后，“从中赞之，乃献万金，供将作费”。＇16＇这种义举受到天子的旌表，也受到乡人的夸奖。其间，妻子参与到家庭巨额资金的使用，可见在家庭财产的支配上有一定的权利。又如徽州淳安一寡妇徐氏依靠仆人阿寄，外出经商“致资产数万金”，有“寡妇则阜然财雄一邑矣”的说法。＇17＇（P156）她有三女两子已完婚，但其家产名义上仍归徐氏所有。
综上所述，明代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离婚改嫁权以及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其法律地位较之前代有很大提高。
三、影响明代妇女法律地位高低的原因
汉代之后，法律为儒家思想渗透，“男尊女卑”成为社会秩序的大格局，在法律上表现出男子的优越性和女子的附属性。从上文引用的唐宋明清律法，足以说明刑罚之规定与执行，基本上遵循“男尊女卑”的原则，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反映的礼教的法律观。但是，通过对明代妇女进行法律上的具体考察，不难发现明代妇女享有定婚权、退婚权、离婚权、改嫁权以及女犯的宽宥权，甚至享有唐、宋、元代的妇女所没有的权利，其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明代的实际生活中，即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中考察，明代妇女拥有婚姻自主权、离婚改嫁权、财产继承和财产支配等经济权利，可见其法律地位呈现“低中有高”的特点。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宋到明末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儒家思想成了当时各种思想的根据，法律思想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一方面以“三纲五常”来确认封建等级制度，一方面又强调“仁爱”即尚德思想。儒家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亲亲”、“尊尊”，这表现在刑法上主要就是恤刑制度。此外，未嫁女在同胞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而为人母的法律地位相对于未嫁女、为人妻则比较高。
第二，与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环境密切相关。明朝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统治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出现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和越礼逾制的生活方式。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必然促使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发生改变，而新的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又会带动反礼教思想和行为的发生。明朝社会上物欲横流，随着各阶层对酒色财气的追求，产生出新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传统的伦理等级的高下不再是人们估量价值的标准，而金钱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和衡量人的价值的砝码，这使社会风气变得很放纵，使得人们对待妇女的离婚、改嫁等行为的看法变得较为开明。
第三，有识之士的呼吁对妇女的法律地位提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中叶以后，以左派王学为代表的异端思想风靡一时。它以“致良知”为核心，否定了正统儒家的圣贤偶像；并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进行否定。在此背景下，士大夫阶掀起了一股同情妇女疾苦的思潮。他们反对“女人是祸水”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滥调；主张寡妇改嫁；主张婚姻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些观点使传统的女性意识发生变异，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产生极大的瓦解作用，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起到启蒙作用，为妇女自身的解放提供思想理论的武器。
由于上述的原因，明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当然，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封建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妇女自身低下的文化素质等综合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妇女的实际法律地位不是很高。
（本文是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得到王世华导师的悉心指导，特致感谢。）
正文 第一章 初到赵府
“快到了，夫人。”赵一鸣骑着马儿赶到新婚妻子的车前，对着车内的她说道。
“是吗？”红裳掀起了车窗上的帘子：“快到了啊。”其实红裳心中并没有多少期盼――到哪里不也是陌生的地方儿？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她的家，她的家在遥选的二十一世纪，却已经是回不去了。
“累了，是不是？”赵一鸣看自己的夫人没有多少高兴的样子，便贴心的问了一句。
“还好，夫君累心了。”红裳低低回了一句：“夫君累不累？”
赵一鸣一笑：“还好，你自管再眯一会儿，不一时也就要到了，到了府上怎么也有你累的，还是趁现在多歇会的好。到了府门前，我再来唤你就是了。”
红裳微微一笑，放下了帘子也就靠在垫子上眯上了眼睛。这车上哪里能睡得着？不过也就是半睡半醒的迷糊着罢了。
不知迷糊了多久，赵一鸣轻轻唤她：“夫人，夫人？”
红裳这才睁开了眼睛，看到赵一鸣后立时坐了起来：“到了吗，夫君？”
“是的，到了。所以这才唤你醒来啊。”
红裳有些不好意思：“夫君可以让丫头们来唤我就可以了。”
赵一鸣笑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伸出了一只手。红裳明白赵一鸣这是想扶她下车，她微一迟疑：“夫君，这、这不太好吧？”
赵一鸣微一摇头：“来吧，让母亲久候不好。”
红裳只得扶了赵一鸣的手下了车子。她刚刚站定，赵府门外站着的人呼啦跪倒了一大片儿：“见过夫人！”这么多人一起说话，倒把没有怎么防备的红裳吓了不小的一跳。
红裳看了一眼赵一鸣，赵一鸣只是一笑却不答话：有些事情必须要红裳自己做才可以，例如应对下人，只有红裳事事自己拿主意，下人们才会真得敬服她为主母。
红裳轻轻一抬手：“不用这么多礼，起来吧。辛苦你们在家中替我与老爷伺奉翁姑。来人啊，有赏。”
一旁的墨香取了早已备下的红包儿交给了一旁的婆子，婆子又把红包儿递给了府中的大总管赵安。
赵安又带着众小厮长随等人谢过了红裳的赏。红裳摆手再次让他们起身后说道：“我同老爷去给老太太请安，一会儿再来见见大家。”
赵一鸣知道红裳的话已经说完了，便伸手扶了红裳上了府内的车子，由小厮一路牵着直奔二门。他对于红裳的应对非常满，一般的千金小姐虽然不惧下人，但是能把话说得面面俱到的却不过――极多的人需历练后才可以。
赵一鸣越发的对自己的小妻子满意起来：不止是娴静的好女儿家，而且言谈举止有度，如果再有心计手段那可真真就太好了。
不过，就算红裳没有心计手段，赵一鸣也不会对红裳失望：心计手段不是天生就会有的，很多人都是在大宅院的日子中自学成才的。
二门也早已经准备下了软轿，红裳与赵一鸣下了车子立时便上了轿子。
一路行来，红裳才知道赵府不是一般儿的大，与自己同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