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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干啥干啥”，没有商量的口气，根本跟你没有平等，不把你当妻子，说话都是命令你。
他特别反对我上夜班，因为这，也是一个矛盾。出事那天就是他不让我上夜班。我在单位是优秀护士，那个时候我刚转成干部，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家庭、事业应该有轻有重。我怀孕、喂奶，那几年都是上长白班，其实别人有愿意上夜班的，我经常跟别人换。
出事那天也是上夜班，到年底了，单位聚餐，排了我一个小夜班，下午5点钟上，孩子得他接，他就以为我是故意的，是拿孩子拴他。10点多回去，他就开始打我，揪头发，往墙上撞，要不就摁在地上，往脸上打，扇耳光，拿拳头捶。其实，他主要是在性生活上折磨人，你不是管我吗，不是让我回家吗，我就夜夜折磨你，你没有脸去说，跟谁说？要说，别的也能忍受，这个很难忍。他经常喝酒，在性方面要求特别强烈，这喝了酒的人吧，和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从勃起到射精，很快，5分钟、10分钟就能完事，但他一天天喝上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完不了事，你还必须得让他达到高潮，他也想达到，但他力不从心，就逼着你手淫、口淫，最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必须按他的要求做，必须服从他，平时也是这样要求你。不服从就打，收拾你，不让你睡觉，一晚上一晚上不让睡，说来说去，这是根本原因。这比什么都厉害，白天有事打你，打完完了，这不行，每天挺盼他回来，但他回来又害怕他，每天心想，今天千万别喝酒，要不，今天你就伺候他吧。
他也不是变态，在那两年，发生了不少让他不顺心的事。一个是和他同时工作的同事都提拔起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责任心，他就爱吃喝、打麻将，要说今天有人请他吃饭，其他任何事都可以放下。他也挺想提拔起来，也曾想过走上层路线，送过礼。
还有一件事对他打击比较大。有一次他值班，送来一个人，那人喝了酒，对他说：“我难受，你给我递口水，我口袋里有药。”邵平给那人递了水，也不知那人吃了什么药，第二天死了。那家人不干了。邵平成了一个怀疑的对象，这件事对他进步有影响。再有，他和一个叫那梭的人打麻将，那人都60多岁了，他才30多岁，腰里别着枪。他赌输了，欠了那梭的钱不给，他们都是大赌，欠钱也是大数。那梭就和他争吵起来，人家报告到他单位，单位对他提出了批评，那时候正是单位整顿纪律，他又撞到枪口上。还有一件事，有一次他喝酒去了，别人骂了他的朋友，双方吵起来了，他拔出枪，朝天打了几发子弹，吓唬人家，派出所把他的枪卸了，给你枪让你干嘛呢？！这些事加在一起，都是在那一两年里发生的，他心情不好，回来就发泄，我就受不了，我那时候瘦得只有90多斤。我要求离婚，单位调解过，民政局也去过，他一次次地打，打过又一次次地求，听他说那些求情的话，我妈说这个女婿还不错。出事之前最后一次，我没去我妈家，我去了我姐姐那儿，他到处找我，我姐夫也是公安局的，他不敢去。他去我们家找我，看我们家人不着急，只是说“不在”，他就知道我在我姐那儿。我在我姐那儿住了两个礼拜，在单位也请了假。这次我下定决心，说什么也不回了，离婚。我妈不同意离婚，说：“为了孩子，不能离。离婚你要不要孩子？要，你以后找不到对象。不要，你也舍不了。”我妈认为夫妻还是原配好。他就一次次地找我妈，求我妈，让我妈带我回去。我妈每天往我姐这边打一个电话，她也担心我自杀，我的性子挺拧，有一次他打我打得厉害，我一拳把镜子捣碎，用碎玻璃划手腕，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每一次他打过去之后消停那么几天，那几天对你特别好，再过几天又不行了，原来该咋样还是咋样。
当时就是想杀了他就自杀
出事的前一天，他跟我妈约好了，让我回去，那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没说不要她，谁说要离婚了？”出事时也是上夜班。12月23日这一天，他没去上班，睡了一上午，下午一两点时，我说：“我把晚饭做好，你回来一热就行了，我还得上小夜班。”他说：“说不让你上夜班就不让你上夜班，你就是跟我对着干。”我说：“单位要求上夜班，我为什么只上白班，一天两天不上，不能总不上，没有理由呀！”他又抓住我的头发——头一天已经折磨我一夜了，早上四五点刚睡那么一会儿。他这个人特别残忍的是什么，他什么时候想来就来，管你睡没睡、身上来没来，他要想来必须来，绝对的。其实，那天上小夜班是个导火索，这些年、这些天，事太多了，我再也不想忍了，再也不能忍了。我就想，快解脱呀。那时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根本没考虑我妈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只想每天我全身心的爱奉献给了这个家，对你、对孩子，一心一意的，反过来得到这种回报，这种日子我不再忍了，也不再争取了，我现在就解脱呀。那时候就像跟上鬼了似的，一心想着快点把他闹死、快点把他闹死，不把他闹死，他就把你闹死。他的枪别在裤子上，裤子就放在沙发上，那枪是五四式的，以前他教过我怎么打，我们每年都回农村过年，带挺多的子弹，他教我练过那种枪，子弹拉上膛之后连发连打，那手枪后坐力大，弄不好子弹就打飞了。那天，我拿起手枪先打了一枪，我们俩中间相隔好远，头一枪就打中他的致命处，中了一枪他没有倒下，还追我，追出我到门口，让我送他上医院，吓得我又打了第二枪、第三枪，当时只想如果打不死他，他夺过枪就会打死我。三枪都打中了，他捂着肚子跑到房门外头倒下了，我们家门外面还有一段走廊。现在想起来，还是该他死，那两天他就是作呀，对他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咋对他都不行，每天回来折磨人，他真的是该死，中间隔那么远，我还瞄得那么准！ ＇快抓在线书1。0。2＇
我当时想的是，把他打死，我就自杀了。在咱们的观念里，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根本没想到还死缓吧，争取个无期吧，到这里来坐牢，根本没想。当时举枪打自己的时候，这就一下子想起了儿子，儿子吃完午饭上学去了，哎呀，跟谁说一下呀，把他抚养这么大，就这么走了？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儿子，想交待一下儿子的事，我就拿起电话给我姐打：“姐，我把邵平给杀了！”我姐问：“是真的吗？”我说：“是。”我姐夫正要出门，我姐赶快叫他：“快！毛毛（我小名）出事了！”我姐夫拿起电话问：“你报案了吗？”我说：“报什么案？”因为当时没想到还会打官司，我姐夫懂，说我：“你赶快报案！”他的尸体就在门外面，我心里发毛，这么大的事没经历过，我给他派出所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我姐也来了，派出所的人也来了。我把门从里面锁上，我在写遗书，枪还拿在手里，我妈在外面都给我跪下了，他们在外面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足足有两个小时吧，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了，他们说：“你杀他是有原因的，他送去抢救了，没有死。”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吧，最后我把门打开了，谁从我手上把枪拿走的我都不知道。
一审判我死刑，所有的证词都不采纳，就是死刑。我公公家里，哎呀，怎么说呢，我总觉得，这么多年，两个小叔子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每年我都回家，不管农村多穷，对公婆也好，我总觉得他（公公）不会这样对待我。但人家是既要我钱，又要我命，人家要这个费那个费两万多，我死了的人就不能再给你钱了。宣布我死刑的时候，我觉得法律也不公正，那么多理由，那么多人为我说话，我还自首，还判我死刑。我在看守所里，好多人来看我，他们佩服我：“付梅英，判了死刑你还这么镇定。”我真是做好了一切死的准备，因为当时杀他时我也是要死的。如果没判死刑，我还会感谢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调查来调查去，还是死刑，我就觉得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宣判时一念“现在宣判如下，判处死刑”，我没有像别人那样一下就软了，我还是那么直直地站着。当时的天哪，黑压压的，又打雷，又下雨。法庭上问我：“你上诉不上诉？”我说：“不上诉。”我姐姐他们在后面坐着，急得喊：“上诉！上诉！你干嘛不上诉？”
宣判完我就回看守所了，高院来复核时，问问题我拒绝回答。那时，对死我没有恐惧，杀了人，死就死，再去监狱坐那么多年牢，长痛不如短痛。人家说：“就算你不上诉，我们也要复核。”后来他们问了几个问题，问什么我就说什么。第二天律师就来了，我们单位还有居委会的400多人写了联名信，大概意思是说，我在工作、在家庭，都是个特别好的人，生活中受他的虐待，是激愤杀人。人家说的都是具体事情，什么时候看见他打我，邵平到单位里打过我两次，一次我在传染科，他去找我要钱，我没给，他就打；另一次我在内科，忘了是为什么，反正是让我回家，我说我正上班，不能回家，他认为，我让回你就得回。我不回，他就又揪我的头发，往外拖我，当着那么多人面打我。所以，我出事后那么多人帮我，他们都是亲眼看见的。我也是有工作的人，有工资，不是家庭妇女，他这么打我，我心里特别不平衡。现在我最牵挂的是孩子，自从出事那天到现在，六七年了，没见过他，他爷爷把他领走了。7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城里，说啥都能满足，7岁后突然去了农村，孩子上个厕所都不习惯，他爷爷那个村还特别穷，孩子怎么能适应？
我还有17年的刑期。1996年判我死缓，两年之后改为无期，2000年12月改判为18年。我妈常来看我，我最后悔的是牵连我们家，花了他们多少钱，把我娘家害苦了。
敖毅说：他们家也够可怜的，她公公70多岁了，还得供孙子上学，在那个贫穷的地方，把孙子供到上初中，很不容易，全家人得全力以赴。敖毅往那个村子跑了好几趟了，她想把付梅英的儿子领来，让她们母子见一面，但很困难，孩子的爷爷一直告诉孩子说：“你妈死了。”敖毅说，再做做工作，争取“六一”节能让孩子来一趟。付梅英知道这个消息后买了一斤毛线，想给孩子织件毛衣：“这么多年，对他没有照顾。”说这话时，她低下了头。监区警官白队长是付梅英的直接领导，她说，付梅英表现非常好，在我们监区是数一数二的，比较能吃苦，也能看得开。我们监区，像她这样文化程度的不多，她现在做统计，生产上的报表都是她做。2000年她获得了“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所以才给她减的刑。这个积极分子是自治区一级的，整个内蒙古第一女监600多人才有5个名额，只有平时长期有好的表现，才能获得这个荣誉。白队长表示，若是敖毅把孩子领来，她们一定积极配合，让她们母子好好团聚。
后记：敖毅最终没有做通孩子爷爷的工作，付梅英和儿子见一面的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点评：暴力初期，离婚是摆脱受暴的有效途径
陈敏付梅英是从一个长期饱受丈夫殴打和性虐待的妻子，被逼为一个“以暴抗暴”杀死丈夫的加害人的。她的遭遇让人同情，她的经历在同类人群中具有普遍性。但她本来是可以通过离婚摆脱来自丈夫的殴打和性虐待的，但由于父母的极力反对（后来是她母亲），使她由于缺乏家人的支持而被迫一次一次地回到施暴丈夫的身边。暴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严重。父母极力劝她不要离婚，一是认为离婚是一件丢脸的事，二是虽然心痛女儿挨打，但又认为女婿事后能道歉并保证不再打，还是一个好女婿。这第二个原因，依然是第一原因的延续。因为付梅英的挨打，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反复复的，丈夫的多次道歉被证明是一钱不值的，但由于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依然符合维持婚姻的要求，因而父母，特别是母亲，一次一次地用女婿的道歉来劝说、迫使女儿回到吃喝嫖赌打老婆样样在行的女婿身边。母亲的这种观念害了付梅英，也使母亲自己后悔莫及。
研究表明，在丈夫（或男友）动手打妻子（或女友）的初期，离婚或分手是摆脱其暴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这个时候，打妻子（或女友）是为了建立暴力统治。如果女性在挨打的初期，就对暴力说“不”，下决心离开他，那么，她不仅能使自己顺利地摆脱暴力，还很可能帮助了这个男人和他将来的妻子，因为她的行为将使这个男人明白，对妻子施暴不仅不能达到控制妻子的目的，还会使自己失去妻子。有了这样的教训，他在以后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