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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路边，往天空眺看高耸的监视塔。我不知道烫斗为什么漏电，也不十分明
白它现在又怎么不漏了。但手心里那被电麻过的感觉却犹深刻。
华德从公路休息站里出来，两手空空的，他摇摇头：
“边境没有了，东德可还是东德！餐厅早关门了，厕所也是坏的，不能用。走
吧！”
酒 馆
黄昏温柔的阳光笼罩着麦田，绵延不尽的淡黄色的麦田。风吹着起伏的麦浪，
好一片静谧富饶的乡野风光，可是麦浪传来叹息的声音。这黄澄澄的小麦不同于往
年，或许不会转变成香喷喷的面包，而在麦地里让一把火烧掉。围墙拆掉了，受社
会主义制度保护了四十年的集体农场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要和西德的农场竞争——
—竞争什么呢？西方的东西价廉物美，包装精致，没有人要任何东方的产品，甚至
于鸡蛋，人们只买西边的蛋，虽然明明知道，东德的鸡还是在土地上游走啄食的自
然动物，西德的鸡却近乎技术控制的生产机器。
蜿转在乡间小路上，找到伊贡家时，天已全黑。推开车门出来，伸伸僵直的臂
膀，瞥见夜空里满天星斗，摇摇欲坠。伊贡的房子透出晕黄温馨的灯光。窗帘后人
影晃动，笑语不断。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 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
“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
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
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
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
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
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
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
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情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
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
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
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
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草，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
野草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菊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乳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
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
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
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
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
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
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
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
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逼真，令人
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
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
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
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
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
在浪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
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
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草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
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
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
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交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
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
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
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 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
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
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
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
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
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
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
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
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
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
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
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
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
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
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
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
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
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
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
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 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
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
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
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
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
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
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
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
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
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
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