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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间就有人说，哪里是没钱，都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给弄走了。湘军把洪秀全所建宫殿的木头都拆了下来，从城墙上顺下，然后雇船运回湖南老家了。
当时的清政府非常不高兴，后来给曾国藩的封赏降了一格也有这个原因。还让曾国藩去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曾国藩当时主张不要查，认为士兵整点钱不容易，于政体人心又无妨碍，何必非得追缴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可能心里已经替曾国藩的人生画出一条曲线了，那不就是一条堕落的曲线吗？一个人刚开始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后来，和光同尘，变得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简直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污吏”、一个市侩；一个有理想的人变成了没理想的人。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在官场上这么做我们还能理解，因为曾国藩原来是一匹野马，混到一群斑马里，一看跟他们不一样，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条条，伪装成一匹斑马，跟人家同流合污了。
这是真实的曾国藩吗？你要是这么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实，曾国藩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个廉洁自持的官员。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作者是张宏杰先生。这本书里整理了大量曾国藩一生的财政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花钱的。
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第130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3）（）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对户部的书办，他跟人家谈好要给8万两，就一定会给。再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他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传统的很多小人，行为作风完全不一样。典型小人的作风是律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责人宽。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孔老夫子讲的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
仅此而已吗？还真不是，我们来琢磨一下他背后的逻辑。
“不给他人难堪”背后的逻辑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到京城的时候，不是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吗？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都说当官要读曾国藩，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举两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朱棣说，你给我写即位诏书，我要当皇上。方孝孺说，我就不写。你不写，你不怕我诛你的九族吗？你诛我十族又如何？所谓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学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亲戚，包括他的学生，全部处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穷，在衙门后院自己种菜吃。但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这就是曾国藩讲的“盖难为情”。
所以，圣贤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光芒万丈，所有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他只是被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在那里，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了。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为他承袭的是孔孟的道统。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回到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这本书，在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说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02做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胡适
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歌曲兰花草和它的词作者胡适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适的大名在中国可谓众所周知，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被一顿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圣坛上。他为何会拥有这么高的学术和思想地位呢？让我们来聊聊胡适其人。
胡适先生拥有学者和文化名人的双重身份，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谈不上有较高的学术建树。作为一个学者，胡适仅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堪称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但也只完成了上卷；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第131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4）（）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6岁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提倡白话文运动，致使多位老学问家、老学者都看轻他，如国学大师黄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过他，认为白话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适的很多学问都处于草创时期，都还只是一种很简朴的学术。国学如此，西学亦然。当时很多搞西学的人也看不起胡适，如北大的辜鸿铭就曾嘲笑他，认为他所学的英语属美国俚语，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还认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学，教哲学更是误人子弟；另一个在北大教哲学史的教授陈汉章，也曾经在课堂上嘲笑胡适对哲学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论，胡适在学问方面的确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没有太多可观的成就。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是由于他成名太早，不敢对千秋万代负责。纵观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可谓无足可道，但他却喜欢去研究一些鲜有人涉猎的东西，如水经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很尴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载，历经四个时期，即清朝廷、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胡适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辄写诗攻击政府，还曾拒绝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时期，胡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十分微妙，他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