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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匪有多难缠，别人不清楚作为土生土长的淮北人，李鸿章却是十分清楚的，只能用剿之不尽灭之不光来形容，谁遇到都得头疼比对付太平军也好不到暗去。
更不用说吴可移师淮北，短短半年之内便强力弹压淮北沸腾的匪患，给动荡许久的淮北大地带去难得的安宁和稳定，这本事李鸿章只能道一声‘服’字。
之后淮北被经营得好似铁桶一般，许多他看上的淮系干将全都投身于乡勇队序列，给他组建淮军造成了不少麻烦，士兵不缺就缺精干武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李家虽然是庐州旺族，可是乱世之中家族势力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统兵带兵之能，在这上头别看李鸿章进士出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差强人意。
他早年曾与吕贤基一起办过团练，但治军不成，逃名远播。后投奔在江西的曾国藩，做幕僚四年，遭到湖南籍将领的排挤，决心建军立业。
就这水准，要想那帮在乡勇队基本上以及混出名堂，前程一片光明的淮系武官们放弃大好前程，跟着李供章重起炉灶却是千难万难。
和历史上不一样，李鸿章组建淮军时那一干淮系将领基本还都是地方团练，根本就看不到出头的日子，这时李鸿章借着湘军的虎皮，加上又是本乡本土的熟识之人，跟着在战场上搏个前程也不算什么，现在有了吴可和乡勇队出现，并且还好死不死坐镇淮北……
而且相比于乡勇队的近代化军制，淮军的军制和阻止也差强人意，没比较的话也就罢了，一旦有了比较那真叫一个惨不忍睹。
淮军营制出自湘军，每营五百人，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后来在上海洋人的帮助下各营于营、哨官外别延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并改抬枪、小枪等队为洋枪队；其劈山炮队亦改为开花炮队。
因使用新式兵器需人较多，故每营人数连长夫在内增至七八百人不等。后来又参照德国营制，建立克虏伯炮队。因此，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由湘军创立的勇营制度，到淮军则发展为参用西法的制度。
淮军虽承袭湘军制度，但训练用洋操，兵器是洋器，并聘有西洋军官为教习，这和当年湘军用土法土器与由书生自任教练者迥然有别，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但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各不相下。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淮军的统领、营官、哨官都未习西法，作战时由他们妄行调度，军队平日所学全归无用。
总之眼下的淮军就是个不中不西的四不象，与军制成熟战力强悍的乡勇队根本没法比，当然并不清楚乡勇队具体内情的李鸿章，也不清楚乡勇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只以为跟湘军一样只不过装备洋枪洋炮更普遍而已。
不过乡勇队的表现要比湘军彪悍得多，湘军除了刚出湖南时气势如虹，差点一举把太平军给灭掉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跟太平军缠斗，依仗朝廷支持底蕴雄厚慢慢将太平军耗死，要是有什么重大战果真找不出几个。
当初李续宾倒是疯狂了一阵，可惜好景不长立刻就被太平军在三河镇给灭了，其余时间就是跟太平军打消耗战。
可眼前这位就不同了，初任两江总督之时，便发起轰轰烈烈的金陵围攻战，在太平天国实力还处于鼎盛时期便压得金陵城的太平军抬不起头，要不是江南大营主帅和春拖后腿说不定一举就灭了太平军。
之后太平军在两江连连吃憋，别两江清军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要不是京畿危机眼前这位带着精锐人马驰援京师，让太平军有了喘息之机并二破江南大营的话，还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后来眼前这位莫名其妙被调到两广，只花费区区大半年时间，又一举将盘踞广西多年的大成国给灭了，这样的和会战功想不让人钦佩都不可能。
当然钦佩归钦佩，作为依附湘军生存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还是明白自己的立场的，乡勇队此时早已与湘军关系交恶，见了面点个头就行没必要太过热情。
吴可跟李鸿章说了些没营养的客套话，又左宗棠和桂良在一旁活跃气氛，衙门正堂的氛围还算不错。等到恭亲王到来大家又是好一番热闹，吴可这才知道今天是几位洋务派大佬的聚会之日。
本想找个借口溜号，恭亲王和左宗棠又怎会放他离开，热情邀请他一起参与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李鸿章虽然立场不同却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显然也认可吴可的能力。
盛情难却之下也只得无奈跟着进了衙门后堂花厅，参与了洋务派几位大佬组织的一次重要商讨会议……
第628章洋务洋务
把吴可吓一跳，还以为恭亲王他们要商量洋务派的隐秘行动计划呢，原来又是大而化之的座谈会，各人纷纷发言大谈特谈搞洋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点实际的玩意都没有。
因为身份原因，旁听的吴可也被要求发言，他除了跟风难道还会说别的不成，别傻了在没弄清恭亲王他们几个的具体想法之前，还是老实低调点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当了枪使还不自知。
当然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无，通过旁听如此高级别的座谈会，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几位大佬搞洋务的决心，以及各自对洋务的认识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说，他跟吴可共事了那么多年，又是整个大清最先一批换装洋枪洋炮的军事将官之一，眼下担任的闽浙总督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少，对外洋事务十分了解和精通。
虽然他对搞洋务还没具体规划和措施，但隐隐也有了个大致轮廓和想法，至不济还有吴可在一边相助，想在福建兴起一阵洋务风潮根本不成问题。
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洋务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他们说的话中都有很多逻辑错误和认知误区，当然吴可不会说出来扫兴就是。
让他大开眼界的是，这几位一边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务，另一边又毫不犹豫的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
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
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当李鸿章将这些当笑资说给恭亲王和左宗棠时，两位大佬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认为李鸿章做得对就该这样。
吴可瞬间斯巴达了，感觉大千世界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就这还想搞洋务？
丫的自尊心未免也太过了点吧，不按人家的标准来做还使搞洋务吗，只不过弄出一个不中不西四不象的玩意吧？
当然他尊重每个人心中的原则和标准，不会指手画脚说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成，总要通过实践才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东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说服别人的。
吴可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与此时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于异常的举动，能随波逐流就随波逐流，不能的话也得先找个理学家帮忙扯借口，在维护传统的光环下推动想要达成的目的，尽量避免因为理念上的冲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牵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不说还特吸引仇恨。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朝廷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
为此，李鸿章还特意向朝廷以及恭亲王声明，在坚持朝廷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大清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
而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朝廷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朝廷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大清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朝廷，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欣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对于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现，吴可心中有不满也有钦佩，不满是因为朝廷因此错失不少发展机会，钦佩则是避免了列强过分插手大清内务，造成后世那种崇洋媚外的无奈局面。
虽说此时正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兴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发明已经新的技术出现，大清要不奋力猛追以后就只有吃灰的下场。但吴可也认为接纳外洋事务不能操之过急，口子可以慢慢开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烦事儿来。
再说了此时的大清可不是后世经过多年西化时的环境，想要吸收消化洋人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又想不引起国内顽固势力以及平民百姓恐慌的话，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过急切。
而且列强都不是善类，他们拥有极为丰富的殖民经验，谁知道他们在渗透进满清高层决策层后，会不会想着法子把大清作为第二个印度整治？
一味的闭关锁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没有限制的开放也是极为不妥的，所以吴可认为要搞洋务运动，必须首先认清这一点。
洋人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大清的玩意也不一定不堪入目，这个度如何把握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关键所在。当然他这个想法只跟左宗棠简单提过，并不会傻傻的在恭亲王和李鸿章跟前说这些。
既然有洋务派这些大佬们冲锋陷阵，他就没必要跳出来抢风头拉仇恨，默默发展两广辖区就行，他坚决只动手不动口。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更有开明学者公开表示：“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开明学者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
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