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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通过政治与军事改革，由资本家把持的帝国内阁府已经掌握了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大权，再加上掌握在资本家阶层手里的经济大权，残留的大地主阶层根本无法与资本家阶层抗衡。
只是，严嵩与海瑞的改革并不彻底。
或者说，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改革就先后病逝了。
当时，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缺乏监管体系。而当时，根本没人知道该怎么监管权力庞大的内阁府。
李太后正是以监管内阁府为由，参与内阁政务。
面对地主阶层的反扑，张居正没有采取强硬手段，毕竟保持稳定是资产阶层的共同目的，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因素。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也意识到，如果内阁缺乏监管，缺乏约束的话，内阁迟早会变质。
接下来的六年中，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开明派”与被李太后控制的内阁“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斗，直到现在，即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政治斗争才有了最终的结果。
“皇上，时辰到了！”
小皇帝回过头来，朝侧后方的母亲看去。
李太后闭上了眼睛，暗暗长叹一声之后，朝着年幼的皇帝微微点了下头。
随即，在内务官员的帮助下，小皇帝拿起帝国印玺，在面前的文件上盖上了帝国皇室的印章。随即，帝国印玺被放入了一只锦盒之中，由内务官员送到了首辅张居正的面前。
似乎心有他想一样，略微迟疑了一下，张居正才接过了装有帝国最高权力标志的锦盒。
到此，帝国皇帝向内阁全面移交权力的仪式正式完成。
当日，神宗皇帝颁布诏书，移居西苑（现中南海）。
次日，张居正下达帝国内阁府第一千五百八十三号法令，也是帝国内阁府下达的最后一道法令：授命徐阶改组帝国议政院，并且正式授予议政院立法权。
半年之内，帝国第一次议员选举结束，一千三百二十一名当选议员入主帝国议政院。
到此，帝国政治改革完成了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改革。
实际上，由张居正推动的“议政改革”并不是帝国首创的，而是从远在万里之外的尼德兰革命中吸取的经验。
当时，尼德兰革命刚刚爆发，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尼德兰各省成立了联合执政机构，并且在执政机构外设立立法机构，由各省推选立法委员。也就是说，初步完成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割，并且使拥有立法权的议会具有约束与监督政府的实质性权利。
尼德兰资产阶级的开创性举措给了张居正极大的帮助。
当时，帝国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不能限制内阁的权力，内阁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同时也无法打消皇室复辟的野心。
说白了，帝国需要一个不属于皇室，由资产阶级掌握，独立于内阁运作的权力机构。
扩大议政院的职权范围，并且授予其立法权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
正是如此，张居正名垂千古，成为了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与改革家。
虽然，张居正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离”体制，当时司法权仍然掌握在帝国内阁府的手里，但是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议院，并且赋予议院足够的权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另外，张居正还为帝国的发展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
以往，帝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守旧地主阶级的矛盾都是通过内战的方式爆发出来，结果必然产生严重的破坏，消耗帝国的实力。
张居正却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帝国的内部矛盾。
也就是说，张居正首创了“渐进改革”的发展模式，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对帝国所产生的严重破坏。
这也是后来史学家最为推崇，也是张居正最受后人敬仰的地方。
只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渐进式的改革，还是激进的内战，随着帝国资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包括皇室在内的守旧势力迟早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将帝国的大权，将帝国的未来交给新兴资产阶级。
如果说，在严嵩与海瑞执政期间，帝国更多的是在恢复第二次内战造成的创伤，并且着重巩固帝国在东方世界的地位，稳步拓展海外空间的话。张居正上台之后，帝国迎来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从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到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大明帝国进入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帝国国内工业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自由工人，帝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明历二百零三年的时候，帝国人口中，农民仍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到明历二百四十一年的时候，农民只占到了帝国总人口的四成。
当然，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并不一定获得了幸福。
四十年间，帝国最为流行的就是“圈地运动”。
随着纺织业，特别是毛纺业的飞速发展，帝国工厂对羊毛，棉花等农作物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除了通过海外掠夺获得部分资源之外，绝大部分资源仍然需要从帝国内部获取。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与棉花，大量开明地主收回了土地，并且通过巧取豪夺等各种方式圈占小农的耕地。
到明历二百五十年的时候，帝国的农场与牧场占地面积从明历二百零三年的一亿二千万亩扩大到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亩！
伴随着“圈地运动”的还有“科技革命”。
“科技”是从欧洲引进的新词汇，是科学与技术的合称。
之前，帝国资本家重视的只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而不是探索技术背后本源的科学。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扩大，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传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意识到了技术本源的重要性，并且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
四十年间，随着科技进步，帝国在最重要的纺织、冶炼、船舶等工业方面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到十倍。同时，广泛推行的农场式经营模式，也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从而基本上满足了帝国的粮食需求。
伴随着技术进步，是资本家越来越开阔的眼界，以及越来越高的政治要求。
这其中，张居正推行的政治改革产生了非常大的诱导作用。
自从议政院改革后，就有人提出了设立单独的司法机构，以此更加全面的约束内阁府，并且对议政院形成制约。
只是，当时张居正德高望重，且清廉自律，由他领导的内阁府的腐败问题并不严重。
设立独立司法机构的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只是越来越多的被资本家所议论，并且成为了资产阶级最强大的诉求。
这些，都为帝国后来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打下了思想与民意基础。
只不过，对正在高速发展的大明帝国来说，在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之前，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来自已经平静了近两百年的北疆。
似乎老天爷要考验大明帝国的生命力。
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一场几乎摧毁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暴风雨到来了。
正文 序 不一样的历史（七）
更新时间：2009…5…9 21：31：51 本章字数：5019
护城河外，数万名衣着阑珊，面色疲惫，神态恐惧的帝国将士整齐的排列成了三道战线。
在他们身后，是年久失修的城墙，以及快被淤泥塞满了的护城河。
自从火炮成为战场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之后，冷兵器时代的城墙以及护城河逐渐失去了防御价值。另外，上百年来，除了内战之外，帝国京城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者的威胁。正是如此，帝国京城的城墙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修缮了，护城河更是缺乏管理，几乎快被淤泥填为平地。
在明军将士的对面，是数万名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
来自东北的后金大军！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对外战争，而是帝国的内战，是帝国占主体地位的汉族与占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内战。因为，早在太祖与太宗皇帝时期，东北地区就是帝国的领地，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帝国的臣民。
可是，对大明帝国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却对帝国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自从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满人叛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帝国失去了太多的英杰，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高仪病逝之后，内阁中代表各地区势力的大臣就新任内阁首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党争”由此爆发。
从长远意义上看，“党争”的结果是好的。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最原始的“党派”意识，并且出现了“共盟党”与“民业党”的前身，而这两个党派将是帝国今后最重要的两大党派。
可是，从短期效果上来看，“党争”只会削弱帝国的实力。
更严重的是，“党争”导致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从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到明历二百二十八年（公元1596年），短短六年之内，先后有二十八人出任帝国内阁首辅，其中最短的只在首辅位置上坐了十一天，最长的也不到半年。
虽然被严重削弱的皇室并没有借此生乱，但是政府频繁更迭，只会使帝国更加混乱。
可以说，这六年的时间，几乎毁掉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首辅在十八年中创造出的所有成果。
当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地兼并出现了彻底失控的局面。
随着中原，江南，两广，以及四川等地区的大量耕地被资本家与开明地主大量兼并，可开发的肥沃土地越来越少，需要更多牧场，更多耕地的资本家把目光投向了帝国周边地区，以及那些还没有开发，或者没有完全开发的偏远地区。
其中，东北地区就吸引了资本家的贪婪目光。
在资本势力涌入之前，东北地区基本上处于原始的渔猎与农耕经济时代。一是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不太适合种植农作物。二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思想不开发，很难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三是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巨大。
只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明历二百一十九年（公元1587年），广东籍资本家黄爵新在辽阳建立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东北地区的种植园与牧场的数量激增到了三百五十二个。
随着资本经济的扩张，所产生的必然是大量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原住民。
其中，大量出现的牧场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影响最为巨大。另外，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婪行径，比如通过垄断来压低物产的价格，也严重的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比如，在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的时候，一张产自东北的貂皮能够卖到一两白银，或者换取一石大米。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的时候，同样一张貂皮只能卖到十钱，或者换取十斤大米。
结果可想而知。
在资本家圈地的时候，少数民族居民失去了牧场，失去了猎场，失去耕地。而资本家的垄断经营，更是让少数民族居民入不敷出，甚至难以果腹。
如果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也许后面的矛盾就不会爆发。
毕竟，在张居正与高仪执政期间，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两人都采取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尽量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
问题是，动荡不安的帝国内阁政府根本无法约束不法商人的掠夺行为。
当然，帝国军事部门在东北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努尔哈赤发动反叛之前，东北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叛乱。这些叛乱无一例外的被镇压了下去，组织叛乱的匪首，以及参加叛乱的匪众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其族人都受到株连。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历二百三十九年（公元1607年）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期间的十年中，就有六万七千八百三十六名东北少数民族居民被以叛国罪处死。同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从一百八十三万锐减到了一百一十七万。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叛乱并不是偶然事件。
同样的，因为频繁的叛乱，所以努尔哈赤这支由满人组成的叛军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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