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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鳌所部于12月撤到牟尼沟。傅先宗所部于12月26日攻克红庄果园。徐文秀所部烧毁八掌户,王德榜所部接连攻破朱家坪和赵家沟,杨世俊与张仲春等部攻打陈坪、马坪和谢坪,大获全胜。
这一天,湘军各部攻破的堡垒多达五十多座,军威大振。下一个目标就是董家山了。
董家山绵亘几十里,西接太子寺,北挡大东乡,山高堡密,回民军占据高处,俯瞰湘军。左宗棠派陈湜前往勘察,各部将领认为董家山东部峻峭,西部较平,应当从西路进攻。
左宗棠认为将领们说得有理。对董家山的攻击,将在下一年度开始。
俄国人在这年冬季联合新疆回民和缠头回民,将要袭击乌鲁木齐。他们假称要到绥来做贸易,驱赶几千头骆驼和马羊,载着洋货与银钞行进,抵达石河,距绥来八十里,遭到二十八岁的迪化人徐学功所部民团骑兵部队的拦截,俄军几十人被歼。因武艺精深、力大无比而号称“徐无敌”的徐学功,下令将沙俄余部全部放还,但缴获所有的骆驼、马匹、羊只与洋货,以及二万两银子的俄钞。
从此,俄国人害怕徐学功的部队,不敢向东推进。史家认为,乌鲁木齐之所以没有被沙俄侵占,首先要归功于徐学功。
这一年,中国的外海兵船制成,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被任命为外海兵船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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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同治十一年(1)
367
甘肃的清军在上年底对河州回民军的董家山根据地发起攻击,决定从西路进攻。
从1月5日到1月9日,傅先宗、杨世俊和徐文秀三部血战推进,攻下董家山,直向太子寺主要根据地突进。
1月11日,傅先宗所部攻破新路坡的五道关卡。马占鳌率部从牟尼沟赶赴太子寺抵抗清军,并从循化调来部队助守,挖掘壕沟,巩固防御。
1月16日,杨世俊所部夺占壕沟,在北山脚下驻扎,修筑壁垒。
1月17日,陈湜等部分兵大红庄,未能攻克。傅先宗认为北山很难迅速攻下,便下令改由南山进攻。
1月21日,傅先宗所部与回民军大战南山顶,重创回民军,斩杀一千多人,俘虏猛将马哈思,将他处死。
从此清军连续作战不止,傅先宗所部将党川的回民军壁垒全部扫平。回民军的大东乡根据地失去了最重要的屏障。
2月12日,回民军傍靠新路坡修筑三座壁垒,以烂泥沟的四座庄子和一座壁垒为犄角。
傅先宗所部于2月13日攻打新路坡的三座壁垒,未能攻克。第二天约杨世俊所部一起攻击。鏖战良久,傅先宗手执大旗先进,被回民军炮火的流弹击中右额,当即阵亡。
2月15日,陈湜派徐文秀率部赴援,攻克回民军的四庄一垒。
傅先宗所部刚刚失去统率将领,各营士气低迷,粮路不尽通畅,杨世俊部解围撤兵。
徐文秀所部转战到党川,见太子寺东西两面已无清军包围,担心回民军趁虚袭击董家山,便率领亲兵助守。
回民军攻击傅先宗中营,击溃前哨部队。徐文秀忍无可忍,奋力出战,力竭而死。同时有一百四十多人阵亡。
左宗棠接到败报后,急令三十四岁的江华人王德榜接手统领傅先宗留下的部队,令湘乡人沈玉遂接手统领徐文秀军。
王德榜等人向部队申明纪律,士气重新振奋。
马占鳌料想湘军还会增修壁垒,再次发起攻击,便派使者造访三甲集湘军行营,痛哭流涕,请求安抚。他愿意按照前例,交出马匹与武器。陈湜派回族军官马寿清前往观察。马寿清回报,回民军都顶经立誓,永无反复。
马占鳌部先后交出四千多匹战马,一万四千多枝枪矛。
西宁的回民军首领马永福等人也表示愿意投降,马桂源将此事上报。
马桂源是在回民起义时自封的代理知府。他来到兰州,偕同道员冯邦棅前往安定参见左宗棠,陈述马永福求抚一事。
马占鳌等人于3月份各派子弟赶赴安定大营,献出良马五十匹。左宗棠令他们返回根据地,完全打消了各路回民军的疑惧。
左宗棠上奏说,办理安抚的办法,最要紧的是将外地回民迁出,安顿本地的回民。河州全境五百多里,回民多而汉民少,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同治元年发生变乱以来,陕西的回民多到此地避居。自从陕西境内和甘肃金积堡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固原东西山也相继平定,各地参战的回民,多数也到这里寄居。这些外地来的回民,都应该从这里迁走。
河州本地的汉民,有的遵照回民的意思办事,有的因为结下了怨仇,逃到洮州、岷州和狄道州,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然留在河州境内,应该将他们分别调出,以杜绝衅端。外地来的汉民,有的是被陕西回民裹胁而来,有的是被河州回民裹胁而来,认为义子,其实是充当奴仆,应当勒令回民交出,护送返回原籍。这是应该从这里迁出的汉民。
于是左宗棠命令安定、会宁、平凉、隆德和静宁各地的官员,选择方便获得水草的荒地,安置投降的回民军。河州就此安定下来。
甘肃的其他回民军,奔向东南部的两当和徽县,向陕西边界运动。清廷护巡抚谭钟麟派李耀武率部驻扎凤县。
徐占彪所部已经抵达肃州,马长顺的陕西回民军打算前往西宁接受安抚。成禄率部袭杀几十名投降的回民军,马长顺所部非常气愤,便与马文禄的肃州回民军会合。
钦差大臣、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以会攻肃州为借口,拖延出关的时间。左宗棠忍无可忍,上疏弹劾这个贪生怕死、滥杀无辜的满洲人。
清廷下诏,宽宥成禄,只是催促他出关而已。有人说,慈禧不肯惩治成禄,是担心左宗棠称霸西北,留下成禄与他抗衡。
368
江苏平定将近八年,因曾国藩的一念之仁而保下了性命的李世忠,来到扬州游玩。在这里他遇到了昔日的仇人陈国瑞,回想起在寿州争夺城门的那段往事,仍然记恨在心。他设谋将陈国瑞诱捕,关在船上。 。 。。 想看书来
1872年,同治十一年(2)
陈国瑞的侄儿呼救,两湖的上万只商船,出于同乡之情,都来响应。李世忠被这种阵势吓坏了,弃船逃走,才免于灾难。
曾国藩审理这个案子,认为陈国瑞强横,李世忠阴毒狠辣,上奏清廷,夺去李世忠的官职,将陈国瑞由总兵降为都司。江淮之间,又流言李世忠谋叛,清廷命令曾国藩访察。曾国藩派人去了河南固始,探察李世忠的居所,见堂上设了义塾,家宅围的是竹篱笆,砌的是泥土墙,与乡农杂居,大家才打消了疑虑。
这一年,长江上多次发生匪盗打劫,有些军士不会撑篙划桨。大臣们纷纷议论,为什么曾国藩本来是上奏裁兵,反而变成了增兵。有人说,军队一年不打仗,就会消极怠惰,旧时的水师营兵就是这样衰没的。因此军队不可常设,长江水师也应该取消。
3月12日的金陵城,天气阴沉,细雨霏霏。这一天是阴历二月初四,是曾国藩的父亲去世十五年的忌日。
早已不再指挥湘军作战的曾国藩,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曾纪泽扶他去两江总督府的西花园散步。
他对曾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
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感到舌头僵硬,便倒在儿子身上。
曾纪泽把父亲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里有他早已写好的遗嘱。
曾国藩端坐桌前,三刻钟后,气绝身亡,享年六十一岁。
曾纪泽双手把遗嘱展开,发现父亲的遗嘱上对后辈提出了四条要求,即慎独、主敬、求仁和习劳。
清廷接到噩耗,举朝震惊。同治皇帝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按大学士规格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赐予“文正”谥号,入祀昭忠祠与贤良祠,并于湖南湘乡和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他的一等侯爵爵位,由儿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寿命不长,是因为他一生勤勉,积劳成疾。此外,他一直患有疾病,也是一个原因。他小时候患有牛皮癣,很难治愈。他在三十五岁时癣疾一度发作,奇痒难当,彻夜不得成寐。他曾嗜烟如命,恐怕也有害于他的健康。他在五十九岁时又染上肝病,致使右目失明。
曾国藩在上一年11月25日回任两江总督,已届花甲之年。他是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江督,心情十分不快。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他表明了心中的积郁。他说他两次在京城,由于不善应酬,遭到京官们的白眼。加以天津一案的处理引起物议沸腾,户部官员谢宝璆竟然不顾同乡之谊,领衔弹劾他,引动举国清议。以后大事小事,部中都对他有意吹毛求疵,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向清廷控诉,也说他审案不公,拖欠薪水四千两不发。所以他不免心绪悒悒。
元旦到来时,金陵的两江总督府整修一新,迎接回任不久的曾国藩。曾国藩抑郁的心情仍然不得宽解,无心过年,身心状况急转直下。
几天后,他与友人闲谈,忽感右脚麻木,颓然坐地。
三天后,他和老友重逢,一时激动,口不能语。
曾国藩对自己的死亡有所预感。在去世前五天的日记中,他记载了衰弱的感觉,说他近年来写作觉得精神恍惚,不能自主,所以眩晕、眼病和肝风等病症,都是心肝血虚导致的。他觉得自己是苟活于人世,心中不免惶恐。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死者的弟子和朋友纷纷表示哀悼,挽联和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了一百天,可见曾门弟子之盛。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题写的挽联尤为中肯,大可概括曾国藩的一生。
左宗棠写道: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写道:
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郭嵩焘写道: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曾国藩是以大清王朝的一位勋臣的身份谢世的。他一度统帅着全国最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打败了大清王朝最恐惧的敌人。他始终没有听从王辏г撕推渌婢宋锏娜案妫揽肯婢赐品丫嗟那宄持巍! !! !!�
1872年,同治十一年(3)
王辏г嗽谠约粲鹨怼⒉贸废婢荒暌院螅乖蕴致垩饰桑霸霾懿佟T骄踩绻剩鹱懊惶幕巴庵簟M蹶'运终于知道他的帝王之术无法在这位湘军领袖身上实现,只得悻悻而归。
不少后人责怪曾国藩助纣为虐,阻挡历史前进。但是,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太平天国除了纯粹的改朝换代,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其他的任务,那么,曾国藩在认为自己无法使中国走上一条新路之前,不愿纯粹为了改朝换代而将内战延续下去,未必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此外,也有人说,以曾国藩的老成持重,他不会掂量不出,即便为了纯粹的改朝换代、黄袍加身而大动干戈,湘军未必定有胜算。西洋军队的虎视眈眈,清廷对汉人军队的猜忌和防范,湘军军饷的来源有限,湘军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湘军将领们的意气用事,都是他必须考虑的因素。
曾国藩晚年的确以诸多的言行,致力于社会的变革。但他没有打算采取武力变革的途径。晚年的曾国藩常常坐在地球仪前出神。有一幅图,画的是曾纪泽兄妹陪伴父亲看地球仪。不管他在想什么,他的眼光在搜索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欣赏蓝色的海洋,却是无可置疑的。曾国藩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想着什么,从他满腔热情地致力于洋务运动并且奏请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就可以猜出端倪。
1862年成为曾国藩幕僚的容闳,最早向清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十二款。这道奏疏获得批准,从本年开始,清廷先后派出四批十二岁至十五岁的少年,共计一百二十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
所以,曾国藩临死时的身份,不仅是大清的一位肱股忠臣,而且是一个热心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洋务运动先行者。
曾国藩死了,但他的门生故旧遍及海内,这是他一生以荐举贤能为己任的结果。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从湘军出身的官员,有二十六人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