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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性。
导致产生许多弊端的受托管理人的根本错误，是他们对于土地（这一佐
治亚的主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买卖继承权规定太死。由于不准自由
积累、交换和开垦土地，使殖民地生活显得荒唐可笑。
新世界这片遥远的土地究竟种植什么最有利？一个人维持生计到底需要
多少田亩？受托管理人对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懂，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殖
民地的土地利用或自然资源方面的其他基本问题也一窍不通。他们的罪过，
与其说是无知（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努力去熟悉情况的），不如说是不懂装懂，
还以法律把自己的无知强加于移民。要是他们肯吸取新世界的教训，他们的
事业原可以有不同的结局。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本来满可以使廷巴克图边睡的殖民地受益的。他们以
为，任何边陲殖民地的居民均应备战设防。因此，每一块土地上均应安置一
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既然不应给敌人以可乘之隙，每个男子汉便只能占有
一小块土地。既然人人都要勤奋耕耘，地块就不宜大得使业主可以懒散不勤，
靠他人在自己田地上劳动来养活。为防止投机或迁徒，土地不得买卖。
在这些细则指导下，受托管理人设计了一套强加于该殖民地的土地占有
制度。他们限定个人占地不得超过五百英亩。每个靠“施舍”过活的家庭各
授地五十英亩，不得买卖，亦不准分割。一个佃农，即当时律师所谓的“限
定继承权的男性”占有的土地不得自由馈赠，而只能由一名男性后嗣继承。
若已故佃农有女无子，或者于嗣不想自己耕种，则土地由受托管理人收管。
安居伦敦的受托管理人认为黑人是他们宏图大业的威胁。“据认为，拥
有黑奴的白人是无意躬耕的；面他的全部时间必须用于监督黑人劳动，提防
他或他的家庭所担心的奴隶肇事的任何危险，况且，如果庄主死亡或者哪怕
是不在庄上，其妻孥就会处于听任黑人摆布的境地。”这些伦敦客以为，拥
有黑奴会助长遥领地主制，而且一打起仗来，黑人就是任何威胁殖民地安全
的入侵者的合乎逻辑的盟友。受托管理人还认为，“计划在殖民地上种植的
作物并不需要非得由黑人来干。”因此，禁止奴隶制，禁止运进黑奴，是整
个体制的组成部分。
住在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岂止慈父般地关怀土地和劳力，他们也关心伦理
道德。为使殖民者不致骄奢淫逸，他们设法禁止烈酒。军人戍边者必须节饮。
在伦敦尚远未解决的酗酒问题，看来在一块新殖民地却能轻而易举地予以解
决。受托管理人想以 1735 年禁酒法解决这个问题，该法宣称，“朗姆酒、
白兰地、酒精、烈酒”不得运进佐治亚。凡在殖民地发现上述酒类，应当众
销毁，售酒则以犯罪论处。
受托管理人关于殖民者强身修德的构想出奇地简洁，只有他们关于佐治
亚在大不列颠的经济地位的计划可与媲美。为佐治亚鼓吹的人所阐发的重商
主义理论称，“我们始终有志于多多益善地移植其他国家的产品，特别是那
些我们须以现金向外国购买，或须以其它不利于我们的方式获得的产品。……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向我国穷人提供新的必需品，增加就业从而增
长人民而且由于自己种植这类原料，我国的制造品会变得更便宜，从而能在
国外市场上同别国竞争，同时也可防止国内原料消耗过甚而不利于我们。”
有一种产品，蚕丝，似乎完全适于成为佐治亚的主要出产，从他们构想的逻
辑来说，出产蚕丝满不错，但对他们事业的前景来说却未必。在诸如《论建
立佐治亚殖民地对大不列颠贸易之利益》（伦敦 17％年版）一类小册子中，
这些佐治亚之友阐述了经济上的论点。他们指出，大不列颠每年进口意大利、
法国、荷兰、印度和中国蚕丝所费达五十万英镑。只要在佐治亚充分养蚕缫
丝，就能省下这笔巨额外汇或金银。况且，这样的缫丝工业，可在蚕丝旺季
的四个月里为至少两万名殖民地居民提供职业，并为英国另外提供至少两万
个全年的就业机会。他们论证说，意大利的竞争不难击败，因为在佐治亚只
要申请就可以获得土地，而珍贵的桑树则长得漫山遍野。他们甚至希望从大
不列颠出口蚕丝，最终夺取欧洲市场。
有什么根据使他们抱有这种希望呢？有一种完全以传说为依据的传统说
法，说佐治亚的桑树漫山遍野，面广量大。殊不知他们殖民地上长的是黑桑
（桑叶粗硬，蚕儿不吃），而不是白桑。早在 1609 年，闯荡弗吉尼亚而列
举“可在弗吉尼亚种植的最佳水果”的探险家们就曾报道过，“蚕和大量桑
树，太太小姐、名媛淑女、男女儿童（只要教他们做），俱可养蚕缫丝，织
成可与波斯、土耳其或任何别国媲美的丝绸。”1660 年英王查理二世加冕
礼服用弗吉尼亚丝绸织成，此事得到广泛宣传。佐治亚的创业者们争辩说，
“那里气候宜人（大约北纬三十二度），也适于养蚕。”曾因 1718 年混入
意大利一家丝厂并将秘密报告英国而出名的托马斯·隆伯爵士大概是英国丝
织业的头号权威。他担任受托管理人的顾问，写了一份口气十分肯定的报告
——热情有余，而第一手知识却很贫乏——证明佐治亚丝绸业的潜力。
受托管理人用这类传说、希望和半真半假的报道织成他们的幻想之网。
四万多人从事蚕丝生产可以吸收许多本来无法就业的人。“他们不一定要是
最强壮最勤劳的人；身处蚕蛾众多、白桑成荫之地而挣不到面包的人，一定
是个大草包。大不列颠大多数靠施舍过活的穷人，即使不能干繁重的劳动，
也是能够做这个工作的。”
受托管理人把幻想寄托在倒霉的佐治亚移民身上。他们不仅以有保证的
高价和补贴与奖励运销英国的产品来鼓励丝绸业，甚至还在土地授予条例上
明文规定，每个受地人为使其要求合法化，须在每五十英亩上至少种植五十
株白桑，而每个受地五百英亩的人二十年之内必须种植两千株。关于拥有黑
奴的法律修订后，每个庄主被要求每拥有四名男黑奴，就得有一名擅长丝织
的女黑奴。受托管理人最终设立议会时又规定，凡拟进入议会供职的居民，
须在自己业田上每五十英亩植白桑至少一百株。
倘若受托管理人按照他们的蓝图创建佐治亚获得成功，那未佐治亚当是
洁净无暇、高效而又索然无趣之邦。人民当沿边睡定居，等量划地耕耘，而
各自的土地则各由一名身强力壮的民兵卫戊。庄重。不嫉妒和勤劳的居民们
以同等的热情 耕作，当然也不会有野心去占并土地、迁人良田或攀登社会
阶梯。如此其乐融融而又孜孜不倦的人民，当不会感到疲乏、厌倦或绝望，
因而无需烈酒浇愁。不会有商人从毗邻的殖民地跑来出售黑奴、朗姆酒或优
质良田。具有同样风土气质的人们，可以其妻儿老少护养桑蚕，因为丝绸毕
竟是帝国经济的瑰宝。佐治亚人对经营其他行业的利益既茫无所知亦漠不夫
心。
这一宏图大略的唯一瑕疵是它必须靠真人在某个实地加以实施。世界上
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哪一块地方适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对于从十八世纪
的伦敦被运到松木稀疏的佐治亚荒地上来的倒霉流民来说更是谈何容易。
14．慈善殖民地
伦敦的慈善家们竭力要在佐治亚实现欧洲之梦。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
在美洲可能做到的事，不如说是在欧洲未能办成的事。他们关于新殖民地的
理想乃是英国人心目中殖民地应有的模样：边疆的卫士、伦敦苦命失业者的
栖身之所、亚热带的珍贵资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英格兰清教徒和宾
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梦想也是欧洲经验的结晶，但他们有神学的理论。
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诸方面中，没有比安全与依附更可贵的了。安全就是
在一个熟悉和可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的保障。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
中的乡绅奥尔沃西和韦斯顿就是安全的象征。这种安全，英国中产阶级本身
能够享有，偶尔其依附阶层也能沾点光。作为治安推事、体面社会的台柱、
行善者、匡弱扶危的人和国家利益的卫士，这个血肉之躯的乡绅并不仅仅是
虚构的。他所体现的安全的对应面是依附，即老实的农民依附于乡绅，乡绅
依附于贵族老爷，教区长依附于主教，作家依附于资助人，就连高贵的埃格
蒙特勋爵也要依附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英国王室，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
贵。正是这些以及另外许许多多种依附关系，给英国生活带来了为许多人所
享有的安全和舒适。这样一种制度当然要求每一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方为之
安排的角色。英国生活的独到之处及其与新世界生活的差别，莫过于这套万
元一失的关系了。除了因圈地运动或早期工业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和有时漂
泊不定的流浪汉之外，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只要按要求去做，就有
希望按自己的身份体面地生活。
对于被这个古老网络束缚住的人来说，美洲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解
脱。富兰克林在劝导可望去美洲的移民时，不以某一公道雇主的仁慈慷慨相
诱，而以这边生活的流动性和大有可为相许。正是这种可为性在十八世纪后
期激起了克雷布科瓦的热情，到了美洲，这位缺乏独立精神的欧洲人就开始
有了自己的人生意志——当然往往要冒点儿风险——而正是这种冒险精神使
他成为一个美利坚人。风险、自发、独立、主动、漂泊、流动和机遇交杂在
一起，就是美利坚生活的情趣。即使美利坚的平等理想，也不可能自上而下
地强加于人。
但是，佐治亚移民的命运却操在捐助人的手里，他们因此而遭殃。投资
家追逐利润，而捐助人则追求抽象的目标。投资家只要投资能有相当不错的
收益，就不会对他们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过分追根究底，但施主们的红利却
是要按自己的特殊方式行善。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也不例外。
殖民地创建者们的慈善动机载入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其中明文规定，任
何受托管理人不得担任任何官职，也不得占有仕何土地或由此获得任何收
入。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据说只能是为移民或为大不列颠谋利益。尽管兴起过
冲击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体制的抗议风暴，但从未提出过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
有哪一位受托管理人哪怕是在精神上违反了信托的条款。
那些受托管理人亲自大量捐款资助殖民地。正如奥格尔索普有一次宣称
的，他“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健康”和声誉，而且在创业的五年中
拿出私蓄三千英镑；到 1744 年为止，他已垫支了九万多英镑，主要用于军
事目的，这笔钱后来议会一致通过如数给予偿还。英国人民小笔捐款很多而
并未指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733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
“一位无名氏通过一名守门人捎给我三十英镑，以资助佐治亚穷人。”全英
各地开展了布道活动，呼吁捐款。爱德华·德波弗里爵士去拜会受托管理人，
如数献出他父亲留下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一笔五百英镑遗产，外加他本人大致
相同数目的一笔捐赠。受托管理人还一再地接受类似人物的委托。头八年中，
私人认捐等得一万八千英镑，这表明了成百成千善男信女的友善之心，他们
踊跃地把自己不多的几个先令扔进了捐款盘。
可是，这点钱远远不够。私人慈善事业无法资助那么大的事业。这一冒
险事业的慈善目的以及它对帝国防务的意义，一再促使议员们通过直接的议
会拨款来资助佐治亚。在受托掌管期届满之前，议会拨款总数达到十三万英
镑。以往——除了用于纯粹军事目的者外——英国政府从未拨出公共基金资
助它的任何一块殖民地。
这些补贴产生了严酷后果。既然佐治亚的公共开支由英国慈善家捐赠或
由英国政府拨款包了下来，殖民者就不用纳税了，从而任何一届议会亦不需
要征税。这样过了多年，佐治亚还丝毫不具备自治的基础。这块殖民地的移
民本来大概只配在伦敦蹲监狱，或者失业流落街头，而今成了社会受益人。
作为这个社会的被监护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怨天尤人。伦敦的慈善家们精
心规定了他们所设想的殖民者的需要。从“1735 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