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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揪住小说家不放，又用起了激将法。〃小说可以通过出版赚大钱。被国家养起来的小说家如果有骨气的话，靠市场就能够养活自己。〃换言之，中国现有的专业小说作家没有一个是有骨气的。只要我们不像贝岭一样故意回避事实，一定知道中国的文化市场不是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文化市场。所有的资源都被国家垄断着，作家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深入思考的自由，没有迁徙和出国旅行的自由，没有保障自己版权和版税不受侵犯的能力，没有保护自己不受迫害的法律依据，……你要人家如何去赚大钱，以体现他的骨气？也拿过〃白给的钱〃
我本人曾做过几年专业作家，后来为了〃骨气〃，丢了这个饭碗，靠稿费养活自己。我并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因为它确有很多弊病。但我看到那些不顾事实，一味指责和嘲笑专业作家的人，更难为苟同。很奇怪，这些人多半自己就是作家，他们不去责备文化极权制度的制造者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却装出一副外国人似的天真面孔，首先就要剥夺作家手里的这点工资。这不公正。因为现行制度下，作家发表的作品，社会并不能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工资只是定时付给的另一种酬劳方式。要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整个文化专制体制。
不能否认，专业作家中间的确有人专写对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人成为官方文学或者极权文化的代表人物，还可能混进有极少数的文化特务和文化打手，然而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专业作家。正像不能以大学里混有不学无术之徒，就否认所有的大学教师一样。据我所知，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包括专业作家，是有一定的社会良知、专业水准、文学成就和道德准则的，他们不愿而且也没有成为甘心被官方所利用的宣传工具。
有意思的是，反对专业作家制的贝岭，却并不反对甚至还很赞赏西方国家的驻校诗人制和桂冠诗人的头衔。尽管他们也是靠人家白给一笔钱给〃养着〃，也活得没什么骨气，也在〃靠别人养〃和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独立观点〃之间〃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很简单，贝岭自己就做过美国布朗大学驻校诗人，拿过洋人白给的钱。更有意思的是，贝岭宣称〃不会有太大兴趣去谈论其历史〃的小说家王蒙，早几年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专业作家制，他也不止一次地到美国的一些大学当驻校作家，也要拿洋人白给的钱。
我并不反对作家诗人拿这种钱。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老是反对别人拿〃国家白给的钱〃，自己不管是谁〃白给的钱〃则一概但拿无妨，就不能不引人怀疑他先前胡乱反对一通的动机。
有人可能会说，事实上有不少人就这样认为，拿国家〃白给的钱〃不算本事（没骨气），拿洋人〃白给的钱〃却是本事（有骨气？）。熟悉中国文化环境的人都可以了解到，拿洋人白给的钱的本事是从何而来的？我这里就不去穷究了。我只想说，在作家拿〃白给的钱〃这一问题上，谈不上谁高谁低。至于白拿了钱是否还能同时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我想贝岭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独立不等于排斥异己
主编《倾向》，是贝岭正在干的最重要的一项〃独立的文学活动〃。熟悉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份杂志办成现今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和很值得肯定的成绩。贝岭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极力地表现出另一种存在。他告诉我们他的亲眼所见，创作之外的文学活动，比作品本身更直接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而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简直就是一个异议作家的天职。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最重要的和最艰苦的文学活动仍是创作本身。没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义便失去了根基。创作是纯个人的事，几乎每一个作家创作时多是在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这种文学活动是任何他人都无法取代的。
可以预期，《倾向》以后的倾向，仍会沿着一条漫长的路途孤独地走下去。不被官方接纳认可的困惑，也会长久地跟随着他。他希望独立，但独立绝不是一味地排斥异己，排斥所谓〃官方体系〃内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是无罪的。不但无罪，贝岭也承认，目前中国最好的小说，还是由他们写出来，并在某些国家的刊物上发表的。既然我们被要求〃期许《倾向》成为中文世界最具影响的文学与人文刊物〃，就有理由看到，那些最好的小说和它们的作者不被排斥。
无事生非：头发、政治及其他
头发本是微不足道的。它虽生得高高在上，终日被万物之灵们供于头顶，精心梳洗，呵护有加，势利者以发式取人的身份品味，博识者由发质看人的体格营养、气血兴衰乃至前途命运，但说到底仍只是花瓶式的一种摆设，不痛不痒，既轻且贱；多一根少一根无关弘旨，不致妨碍观瞻，亦无损于健康；人们修个头理个发的，多属以平常心待平常事，反正剪了生生了又剪，刀架在脖子上当是〃割韭菜〃，绝没有错砍了头〃将来不好接上去〃的忧患；倘使不小心手快了些剪缺一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顶多养它几天便好；何况一经剪落，就与人身上清除下来的其他废物如眼屎、耳垢、粪便、指甲、唾沫、鼻涕、汗污、痰迹、尿痕、精斑……差不多，令人敬远而拂之犹恐不及（某些恋物癖的痴男，将怨女抹过桂花油的秀发铰下来当作信物秘藏，不在此列）。
总之头发这玩意儿，〃形而上〃却〃神而下〃，无论作为话题还是标题，都缺乏时代感、纵深感、神圣感与使命感。面目崇高以专写重大题材为己任的文人们，必嫌它鸡毛蒜皮；而成天将救国救民伟大理想付诸滔滔宏论与明争暗斗的精英们，更恶其琐屑流俗。为了划清界线，自诩清高的中国人还说过一句绝情话：〃头发长，见识短。〃真是眼光独到。最明显不过的例证，便是咱们清朝时男人的头发——前面一半至短（拿剃刀刮出青皮），后面一半至长（长辫子油晃晃扫臀）。所以有清代前一百多年〃康乾盛世〃后一百多年接二连三割地赔款。
据说当年清兵进关，征服中原，第一件要大伙儿干的事就是剃头，将各人前额刨出一片长远的见识来。本来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任何新政府，都会想尽法子弄一些这样的新气象，殊不足怪。比起轰轰烈烈开展群众性的〃洗脑〃运动，只剃半个头，简直太舒服了。还可以趁机打扫一下个人卫生，比方挖挖耳屎呀什么的，以清视听。谁知这么一件好事，国人竟如丧考妣，痛哭失声，以为奇耻大辱。有骨气一点的甚至宁可砍头也不肯剃头。而新王朝的政策恰好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果然将他们的头全拿去砍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是没一点骨气的祖先的后代。
前明遗老雪庵和尚，尝做《剃头诗》一首解嘲：
闻道头须剃，何人不剃头？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他是出家人，故能如此空了。一般平民百姓，还得留着它去〃结发〃娶亲生子的，要将六根剃断，当然难舍难分。况且这发式也不够科学，既不御寒，又不防暑；既不出世，又不入世；既像男人，又似女人。实在没必要来个全国大一统。
〃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革命党，将自己头上的辫子当成首先革除的对象。少数没当上革命党，却受西风东渐影响的读书人，也学着一剪为快。不过那时没一个理发匠会理〃西式头〃，只好让它们长披齐肩，个个跟今天一些后现代主义诗人、艺术家似的。怪不得常遭人讪笑，被阿Q们讥为〃假洋鬼子〃。
及至革命成功，风气骤变：人人都得剪辫子了。街上摆一个捞面摊子，剪辫子一根，免费吃面一碗。全国人民很快以新的面貌〃咸与共和〃。只剩极少几个遗老，死不肯剪辫，反为他人奚落嘲笑。一次，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作讲演，刚一露头，台下一阵哄笑：原来他老先生脑后仍拖着十年前清朝的长辫。待笑声稍息，他却不慌不忙讲出一番话来，令全场听众顿时哑口：
〃你们脑袋上的辫子是剪掉了，脑袋里面的辫子则不一定都剪得掉！〃
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头发曾跳出个人的一己之私，有过一番关乎国运浮沉、〃一发千钧〃的地位。其实，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一个表征，就是长了头发。由于大脑的进化激变，智力起飞，头发于是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成为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已经领悟到，头发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遗传基因。民间也有一首歌唱道：〃大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眼睛真漂亮呀。〃可见〃辫子长〃的审美意义，要排在〃眼睛真漂亮〃之上而居首位。一位好莱坞华裔女明星，不怕在镜头前袒裎相向，却为拍片需要剪去满头青丝犹豫痛惜了好几个月。
古人没有香波、护发素、定型发胶之类的化学药品，但知道勤于梳洗有益健康。宋人陶壳作《清异录》云：〃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法用奴婢细意者，执梳理发无数日，愈多愈神。〃理发用〃梳〃（齿疏），整鬓则用〃篦〃（齿密），有木质的，有牙骨的，十分讲究。不单女人们成天梳来梳去，男人居家出外，也随身带着一把小篦，像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里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一样，时不时到头发上刮两下，好保持摩登清秀。
有一天，端王赵佶进殿，忘了带篦刀，向任职枢密院的王晋卿借用。王晋卿从腰间掏出来递给他。赵佶觉得式样〃甚新可爱〃，忍不住赞了一句。晋卿说：〃俺家里还有一把哩，一会儿叫人跟您送去。〃当晚，派一个小厮送到王府，正遇上赵佶在园中踢球。送篦刀的小厮在踢球方面颇有身手，一球飞来，稳稳一接。赵佶大喜，唤人去通知晋卿：〃小厮与篦刀我都留下了！〃没多久，宋哲宗死，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那位送篦刀得幸的小厮，则是后来的大权臣高俅。
爱惜头发的宋徽宗，艺术上颇有造诣，书法多传于世，更擅绘画。但重用蔡京、高俅一伙，大兴花石纲，结果很不像话地当了八年俘虏，蓬头散发，客死异邦。
将发须视为〃身外之物〃而巧妙加以利用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例如曹操。一次他带兵出征（打张绣？），严令军士不得踩进老百姓的麦地，违者斩。恰恰他自己的马受惊失控，踏坏一片禾苗。其时曹丞相正是后人说的那种〃枭雄〃，集军事、行政、立法、执法、督察和司法大权于一身，将这事儿轻轻一笔带过谁还敢说什么，何况也不是他的错。他却认认真真地痛苦了一番，拔出剑来自杀，被部下死活拦住了。经反复劝说讨价还价，最后才同意割一把须发代替了脑袋。
表面文章看起来好做，但古今中外，能做得曹操这般漂亮的并不多见。借一副形容理发匠的对联来打比，再贴切不过：〃虽然毫末生意，却是顶上功夫。〃反观历史上那么多来来往往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不管是大奸雄还是大英雄，几人敢于罪己、舍得这么〃丢份〃的？别说当众割一大把须发，要他的一跟汗毛都万分艰难——〃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
如果是在别人的头上动刀子，自又另当别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起事前在民间走动，曾应一家理发店老板之请撰写门联。只见他手握狼毫，饱蘸浓墨，嘴里呼出一股恶气。落笔写道：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书罢，掷笔而去，不久造反。达哥手段果然了得，以杀得人多封王。不过终嫌天下头颅太少，只好连他自己的那个一并砍下来凑数。
头发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世界上一些学者的关注。早几年，英国一位研究者，从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的头发上，发现一个规律。凡头发浓密的，属于保守型；凡稀头秃脑的，属于激进型。并且开明和保守交替出现：列宁秃头，激进；斯大林头发浓密，保守；赫鲁晓夫秃头，激进；勃列日涅夫头发浓密，保守；安德罗波夫秃头，激进；契尔年科头发浓密，保守；戈尔巴乔夫秃头，激进，等等。
接下来的叶利钦差一点打破这个规律。他是个满头浓密白发的改革派，其激进气势咄咄逼人，盖过老戈。幸亏到他来主政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那位英国老兄的〃头发政治律〃，也就成为一条无法再作修正的定论。
激进的人，大约总有些〃脑血热〃，易导致落发。即使不脱，为政治理念辗转反侧，殚精竭虑，揪发捻须，积年累月地下来也就不止〃拈断数根茎〃，而难免〃走向沙漠〃了。保守的人恰相反，冷眼观世，以不变应万变，风动旗动心不动，韬光养晦，直养得肾水充盈，气血旺盛，头发繁多应不输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