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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太不应该了。
此时的李世民尽管懊悔，但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三年后，他在同一块石头绊倒，又是盛怒之下杀人，起因是一个疯子。
贞观五年，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李好德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经常说些不着四六的混帐话。这些混帐话可能有攻击政府的言论，于是被认定为妖言惑众，被收入大理寺审判。
经过审判，大理丞张蕴古认定：李好德精神失常，有相关的医学鉴定，按律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随即便将这个结论上报给了李世民。
疯子？精神失常？医学鉴定？哦，原来如此，那就准备放人吧。
然而就在“疯子事件”即将翻过去的瞬间，一封奏疏将原本要收尾的“疯子事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这个高潮让疯子事件的定性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奏疏是时任治书侍御书权万纪上的，这个权万纪在历史上的口碑很不好，可以总结为“能吏加酷吏”，有能力，但很冷血。
事实上，正是权万纪的奏疏将张蕴古逼上了黄泉路。
权万纪的奏疏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
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河南省安阳市），需要得到地方官的照顾；
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恰好是相州州长；
因此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精神病史是为了讨好老家所在地的州长，是存心包庇，办案不公。
完了，神仙也没救了。
看完权万纪的奏疏，李世民又冲动了，一挥手，杀！
张蕴古被斩于长安街市之后，李世民后悔了，权万纪的奏疏尽管逻辑严密，合乎情理，但是证据呢？谁能证明张蕴古确实跟李好德的哥哥勾结？怎么能因为权万纪一个人的推断就认定张蕴古有罪呢？怎么又在盛怒中杀人呢？为什么又犯了跟三年前同样的错误？不应该，不应该！
思索了半天，李世民终于发现症结的关键所在：原来毛病出在死刑执行太快，快的让你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即使你想改正，人头已经落地，人死不能复生的，能复生的只有哪吒。
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设置几道坎，死刑执行前要多次审奏，那么或许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冲动杀人。
随即李世民下诏：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
这样，李世民就利用规则给自己上了三道紧箍咒，以提醒自己要慎杀。
不过三审而杀的规则也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多长时间，李世民把这个规则给改了，三次审奏升级到了五次。
李世民规定，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五次，五次分别为处决前二日、一日分别奏报一次，处决当天重复奏报三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三次。另外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酒肉，各机关不准奏乐（犯有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在此行列，十恶不赦者只需奏报一次既可执行）。
自此，李世民坚定了“慎杀”的主题，每次执行死刑之前他都必须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确定吗？
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不改了吗？
你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真的不改了吗？
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像《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在我看来，当年的李世民或许正是在官员们的不断奏报前坚定自己“慎杀”的原则。这个原则很好，很人性。
贞观四年，全国一年累计处决二十九人，数字之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名列前茅。
贞观六年，李世民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这个惊人之举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纵囚”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李世民来到了监狱，亲自提审了所有在押的即将处以死刑的罪犯。盘点下来，将要处以死刑的人共计三百九十人。
提审完毕之后，李世民竟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朕跟你们做个约定，现在就放你们回家，明年秋后回来接受死刑，你们同意吗？”李世民满怀诚意地看着死到临头的罪犯们。
三百多名罪犯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是真的，大家把求证的眼神转移到李世民脸上，此时李世民的脸上是坚定的神情，他的神情告诉罪犯们，“君无戏言”。
这个约定就这样执行了下来，三百九十名罪犯星散而去，只留下李世民在原地沉思。
贞观七年秋，三百九十名罪犯应到三百九十人，实到三百九十人，全部到齐，等候李世民的最后处决令。
李世民缓缓的抬起手，现场的空气凝固了，三百九十人在一起等待那迟来一年的死刑，他们就要等到了。
“赦免，全部赦免！”
没听错吧？没听错。君无戏言！
自此，“纵囚”事件以约定开始，以赦免告终，李世民不按常理出牌，却赢得了更大的收益。三百九十人获得劫后余生，而李世民则获得天下人心，什么是高，这就是高。
尽管史书上宣称此次纵囚事件自始至终官方没有任何监视，一切凭犯人自觉遵守约定。实际上这一定是美化历史的结果，纵囚事件说白了是一个秀，而这个秀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秀。所幸三百九十名罪犯都是好演员，他们看出了李导演的本意，也看到了暗处潜伏秘密监视的眼睛。结果三百九十名罪犯加一个皇帝为全天下上演了一出“纵囚”好戏，效果很好，掌声热烈，综合评定：史上最佳政治秀。
其实，真放也好，作秀也罢。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确实做到了“慎杀”，君临天下者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第七章 消灭吐谷浑
吐谷浑的春天
吐谷浑，这个小国有点浑。
说起吐谷浑，这个小国与中原政权的渊源太长了，这个小国自从建立之日起就跟中原政权纠缠不清。他们对付中原政权的方法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概括起来十个字，“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别看这十个字很简单，但对吐谷浑很实用。隋大业五年（公元610年），杨广采用狗咬狗的方法命令铁勒汗国将吐谷浑打得大败，随后吐谷浑向隋投降。由于前往受降的宇文述阵容过于强大，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害怕对自己不利转而率军逃跑不再投降，结果又被宇文述一顿痛打。
然而，吐谷浑的生存能力太强了，随后杨广集合四路大军对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进行围剿。结果又让慕容伏允从缝隙中钻了出去，不过老家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杨广已经将吐谷浑故地设立成西海、河源等四郡，并安排全国罪犯集中到这里参与大开发。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慕容伏允从此过上了流浪生活。
都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其实吐谷浑同样有春天。
几年之后，隋朝天下大乱，无暇西顾，慕容伏允重新回到故地，重打锣鼓新开张，正式重装营业。一转眼，又过去了很多年。在这期间，隋朝灭亡，唐朝兴立，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慕容伏允接连送走了两茬皇帝，这第三茬就迎来了李世民。
常言说，人都是会变的，可这句话用在慕容伏允身上就不合适，这个老家伙，这么多年过去了，风格居然一点都没有改变。
对于唐朝，慕容伏允的方法与对付隋朝的方法一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上贡，一手抓骚扰，两不耽误。
贞观初年，慕容伏允先派使节到唐朝进贡，言辞极其谦卑，态度极其诚恳，顺服的样子很招人疼。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进贡的使节还没有回去，慕容伏允的部队已经对唐朝的鄯州地区（今青海省乐都县）发动了攻击，一番劫掠之后扬长而去。
一手上贡，一手骚扰，到底唱的是哪出啊？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很快李世民的钦差来到了吐谷浑，对慕容伏允进行质问，然而这个时候慕容伏允又恢复了乖孩子的面目，眼泪汪汪地指着天向钦差表示：误会，绝对是误会。
当然，这套骗鬼的话已经没有人信了。不过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他，反正嘴长在他鼻子下面。对于李世民命他到长安晋见的征召，慕容伏允眼珠一转，又开始忽悠：“我是真想去，我又真去不了，我有病，真的有病！”
小滑头他爹，老滑头。
本着忽悠到底的原则，老滑头慕容伏允又让钦差给李世民带了个话：请赐公主给儿子慕容尊王配婚，现在皮球踢给了李世民，看你接不接招。
接招，李世民焉能不接招。
李世民也提出一个要求：让你儿子慕容尊王亲自到长安迎亲。皮球再次踢回给慕容伏允，老滑头，接招吧。
这一次老滑头不接招了，索性没收皮球不跟李世民玩了。让儿子到长安迎亲，这分明是要拿我儿子当人质，春秋战国时这一招都玩滥了，猪才上这个当呢。
皮球踢了半天，亲没提成，两家的关系又冷了下来。
李靖出山
老骥伏枥的慕容伏允是注定不会消停的，就在求亲计划破产之后不久，吐谷浑的军队又一次出动了。这一次攻击的是兰州和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又是一次目标明确的抢劫，越老越不要脸了。
此时老不要脸的慕容伏允其实已经老迈，汗国的实权落到受他宠信的高级幕僚天柱王手中。正是在天柱王的策动下，吐谷浑不断骚扰唐朝边界，劫掠不断。即使李世民先后十次派使节交涉，吐谷浑依然我行我素，照抢不误，吃了秤砣。
贞观八年六月，李世民决定把慕容伏允吃下的秤砣抠出来，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看看了，省得他老跟唐朝装色盲加流氓。
李世民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分别率军攻击吐谷浑。
四个月后，段志玄对吐谷浑发起攻击，大败吐谷浑军。连续追杀八百余里，直到距离青海湖三十里处收兵。在段志玄的追杀下，吐谷浑军民驱赶马匹牛羊四散逃窜，狼狈不堪。
然而，一场大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段志玄的大胜只是短暂地打击了吐谷浑的嚣张气焰，而善于折腾的慕容伏允却在这次大战中毫发无伤，只要这个人还在，对唐朝的骚扰就不会停止。
果不其然，仅仅消停了一个月，吐谷浑的折腾又开始了，十一月十九日，吐谷浑军队攻击唐朝凉州（今甘肃武威）。
显然，仅仅派段志玄领衔进行小规模是不行了，要想彻底解除吐谷浑这个后患，必须进行大会战了，这次大会战要让吐谷浑灭国，绝不反复。
然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的李世民再也不会为兵力发愁，他发愁的是主帅的人选。仔细一盘算，如此大规模的会战，适合的人选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唐朝第一名将李靖。
李靖的生猛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最近的一次功绩可以追溯到贞观四年攻灭东突厥。不过从那之后，生猛的李靖为自己踩了刹车，起因是御史大夫萧瑀的一次弹劾。
贞观四年五月，李靖得胜回朝，对东突厥作战的胜利让唐朝一雪多年之耻，更让太上皇李渊多了一份安慰：儿子比我强，让位也心甘了。
然而就在唐朝上下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御史大夫萧瑀于五月二十三日上了一道奏疏，这道奏疏几乎让李靖跌入万丈深渊。
奏疏指控李靖军纪败坏，攻陷东突厥颉利可汗王庭时放纵官兵大肆劫掠，致使金银财宝、珍玩古董被抢劫一空，李靖按律应军法处置。
一边是得胜回朝，一边是军法处置，李靖无意中走在两个极端上。
事实上，战后劫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潜规则。中国大历史中的无数名将都在默许甚至纵容战后劫掠，不为别的，只为保持所部的战斗力。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当兵的收入很低，待遇很差，想要激励士兵奋勇杀敌，除了要有领袖魅力，更重要的还要给当兵的一个可望可及的盼头，而允许战后劫掠就是一个成本很低，见效很快的手段，无数名将屡试不爽。
在李靖看来，战后劫掠其实情有可原，而在萧瑀看来，战后劫掠罪无可恕。李靖从维护士气考虑，萧瑀从道德层面考虑，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而评判权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中。
可是萧瑀忘记了，李世民也带过兵，也打过仗，也当过大军统帅。多年的战场经验让李世民能够体谅李靖的苦衷，因此李世民阻止了萧瑀的弹劾，战后劫掠一事以后不要再提。
李世民是聪明的，他深知“扬善于公廷归过于私室”的道理，对李靖这样的名将，在公开场合维护其形象是必须的，而在私下场合进行敲打也是必要的。
在这次私下谈心时，李世民跟李靖聊起了隋朝名将史万岁。当年史万岁大破东突厥战功赫赫，然而刚回到朝廷就被当庭活活打死，理由仅仅是被控擅自与太子杨勇交往。
提到史万岁，就是为了敲打李靖，颇具城府的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