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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到三十年前与朱德、毛泽东、邓子恢等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闽西地区。他一路上看到稻子长得很好，已经成熟，可是在地里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里谷粒已经撒地，公路上却走著一队队的背著背包的「钢铁大军」，都是些青壮年。他在龙岩决定自己去割稻子，当地的地委、县委书记们闻讯，只得也跟著去割稻。张问他们：「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塌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啊？」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长的意见，才决定暂停炼钢，放青壮农民回去收稻子，但这时已经有许多粮食被毁弃了。
另一个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上面又指示办公共食堂，粮食不再分给社员。共产党这样做，本意是要将整日围著锅台转的妇女解放出来，因为又要找矿，又要炼钢，又要修水库，男劳力无论如何不够用。而且这又是实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径，大家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吃饭不要钱，多少可算是过共产主义生活，所以强制性地要求社员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员家里一粒米也得不到，他们只有吃饭干活的份，对收获的多少也就远不如有粮可分时那么关心了。
人们也许还是要问：男劳力为什么不跑回家去收庄稼？当干部下令将白薯犁掉、将稻谷烧掉时，农民为何不拒绝执行？为什么不造反？回答是高压恐怖政策发挥了威力。譬如据当时的政府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际，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实行『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坏人』、『消极份子』的数字，限期完成，送去劳改。」（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消极份子」这帽子同右派份子一样，是没有标准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只要公社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当时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公社召开大会，说要放亩产多少多少斤的「大卫星」，有人站出来说是吹牛，办不到，于是立即被指为「反对大跃进」，当场用绳子捆绑起来。公社干部捏著农民的命把子，打死个人直如捏死个麻雀，「人民公社社员」就如农奴一般，毫无人权。如河南省西平县放了一颗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卫星」。这本是编造出来哄人的，自然有人出来抵制，结果对这颗「卫星」的态度成了拥护还是反对大跃进的分界线，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就打，全县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伤的更是成千上万。（注６：见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至于分配抓人的数字，这同反右派时下达指标一样更是厉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积极跃进，相比之下总有懒些的或者体质弱些的，总有对吃地瓜藤子、住地窝棚表示不满，发几句牢骚的。虽然干部明知他们不是坏人，也够不上「消极份子」的格，但要在限期内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便只好将他们抓去充数。
在这种情形下，谁敢从炼钢炉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谁敢从找矿的山上下来去收庄稼？收不上粮食大家都没饭吃，对大跃进「消极」却是一个人倒霉、一家子受罪。这样，农民们也就听任干部们胡搞，听任农作物在田里烂掉，甚至服从干部的指挥，将好端端的粮食毁掉、烧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如甘肃省通渭县六月间调了二万三千民工去修水利工程，一万三千赴外县炼钢，共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九月，调五万劳力搞「水土保持工程」；十月，调二万五千人继续此工程，六万余人「深翻土地」。结果到地里去收稻的只是老弱妇幼，大量稻子烂在地里或冻坏在地里，连该下种的冬小麦也误了农时没有种够。过了一年，该县饿死、外跑十多万人，这是后话。
其实，即使是干部也明白糟塌粮食要受报应，来年断粮，他们的官也不好当。但是他们人在江湖，没勇气去制止那暴殄天物的罪行。譬如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地处关外（长城以北），过了重阳地就冻上了，由于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山上采集铁矿石、砍树、炼钢，结果大部份秋粮都被冻坏、霉烂在地里了。地委第一书记葛启不敢把在山上采集铁矿石和砍伐树木的农民哪怕调一部份回农村，他对人说：「假如我这样做，马上就会落得个『破坏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被撤职查办。这倒也没啥，我本来就不想干了，罢官更好！但来接替我的职务的那位新任地委书记，还是非这样办不可，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决定，谁都抗拒不了的！」
尽管人人都怕得「反对大跃进」的罪名，总还是有倒霉的，只是由于农村的社员都是无名之辈，无人将其受害的故事记述下来。幸而在城市里有些人因为在农村中发生的事而受难，从那些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在那疯狂的年月中，正常人是如何倒霉的。
辽宁省财贸部门有位共产党员张成仁，一贯对党忠心耿耿，从部队转到地方机关，年年当模范。大跃进了，党支部召开大会，要求大家「向党交心」，他便响应号召发言道：「我们家乡有些人到上级去『报捷』，说是一个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实际是几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这不是虚报、瞎扯吗？」他的心是交出来了，却被鉴定为黑的。攻击大跃进就是攻击党，他因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开除党籍，被送去劳改了。
当时，因「攻击大跃进」而身陷囹圄的不知有多少。作家、《北京日报》编辑从维熙成为右派后被逮捕，在京郊土城收容所等候发配劳改场时便遇到过一位：「他来自清华大学，五九年因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份子的身份进了土城。」在江苏省徐州市，原东北林学院教师李志正化名写了两封致当局的信，抨击大跃进的做法，被查出后，蹲了七年牢房。
正由于说实话的要坐牢，人们便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名演员新凤霞去河北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指挥社员连夜将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嘘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她回到城里，将此事告诉名作家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为何不能说？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于五月间的中央会议上说：「密植就是充份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注７：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是全国各地便竞相搞密植，越植越密，越密越革命，到处都是在搞新凤霞所见的那种把戏以应付上级。老舍说得一点不差，要是新凤霞公开揭露这种把戏，一定会和上述那位共产党员一样，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她的丈夫吴祖光刚戴著「右派」帽子去了北大荒的劳改营，她若也遭批斗，送去劳改，他们的家就毁了。
老百姓彼此之间还可以说真话，对于当官的则敬而远之，小心翼翼地管住自己的嘴巴，绝不说实话。自一九四八年二十六岁起就给毛泽东做秘书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闻说成都郊区的崇义人民公社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便于五九年初率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当时那里的农民已经在饿肚子，可是每当田家英问「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丰收不忘节约嘛！」他问了许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位「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说实话。直到农民们见他几个月中始终不吃公社给他安排的小灶、每日与农民吃一样的饭，脱鞋下田割麦子，同社员一起拉大车，逐渐相信他是自己人之后，才告诉他粮食产量其实只有几百斤，由于上级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干部便将应用作社员口粮的粮食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当然就只能给社员喝稀汤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即田家英于文革前夕以四十四岁的壮年自杀二十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一篇祭文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历史镜头：「田家英叉著手，抑望著『公共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他的话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当时，公共食堂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儿子，反对食堂就等于反对党。五九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发言说：「你（指农民作者注）要退出公共食堂，（公社干部）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可见，在公共食堂制度下，农民已无半点人身自由。同公社对农民的控制相比，地主对佃户、雇工的控制就算不得什么了。想要退出食堂的人反正无计领回自己的那份口粮，只得乖乖地一日三次上食堂去吃大锅饭，虽说白白挨一场斗，但毕竟未受皮肉苦。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比张闻天所说的更严重，社员们动不动就挨干部的打。
譬如海南岛文昌县城郊公社规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担者打；积肥，每日完不成一千担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亩者打。此外还有：挑土担子不满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没气了才往公安局送。（注８：见广州外语学院韶山公社红卫兵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编印的《捣毁黑省委，揪出林李明》小册子。）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说：「用秦始皇的办法完成任务，十天搞个小水库，很可爱，但有血腥味。」（注９：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广东省委会议。）
陶铸说的「血腥味」，就是指大跃进疯狂岁月中无数善良老实的农民被干部捆绑拷打的事。单以甘肃为例，一九五八年决定从岷县截洮河水、引至数百公里外的庆阳县，沿途各县均调集了两三万精壮劳力投入此巨大工程。但是此工程是中共干部拍脑袋的产物，从未经由专家设计过。干到一九六一年，工程终以失败告终，期间累死、饿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被抓回来后关在黑屋子里活活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仅仅在离工地沿途某处不远的一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对打人一事深恶痛绝，他曾经愤愤地抨击那些打人的干部：「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骂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这样吗？因为他有个名正言顺的藉口，就是搞『共产主义』。」（注１０：一九五九年六月与河南省及抚顺市党校人员座谈的讲话。）
毛泽东与陶铸、杨献珍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农村干部打人、捆人成风，毛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这样说：「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方法。．．．．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对干部的谈话。）
毛虽不赞成打人，可是他从未想过法律应当保护人民不被打。作为共产党的主席，明知党员干部以老爷对家奴的手段对待百姓，却放纵宽容，非但不主张制裁，反以「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为其辩护，唯恐给积极搞跃进的干部们泼了冷水，可见他对「违法」一词毫无概念。按毛的逻辑，以往千百年中官府征税、抽丁，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杜甫写《三吏》、《三别》倒是给「地方干部」泼冷水了。
由于打人、捆人可以不受惩罚，「以后改正」也就成了一句废话。这也就是为何一九五八年之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照旧打人、捆人的原因。
一九六○、六一年间，已因「反党」而下台的彭德怀元帅的警卫班中一位战士的亲属向彭诉苦道：「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可以说，当时全国各地大致都是如此。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随刘一起去湖南调查，发现打人风同五八年相比丝毫不弱。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所见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