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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必须确定地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
此时，大量反革命残余势力，妄图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里应外合，复辟反动统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罗瑞卿具体组织了19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和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他多次主持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镇反、肃反任务，提出具体政策和有力措施。他强调：“镇反工作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下进行，党委领导是关键，公安机关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要我们怎样干，我们就怎样干”。罗瑞卿始终站在镇反、肃反斗争的第一线，经常带领干部到各地考察工作，了解情况，检查督促，总结交流经验。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6年，他向党中央写的有关镇反、肃反和工作报告就有280多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报告很重视，亲自审阅，作了许多批示，有些还转发全国。
罗瑞卿还带领广大公安干警坚决打击惯盗惯窃、流氓分子，取缔妓院、赌场、交易所，清除了旧社会的渣滓，很快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总军械部长王树声大将（1）
王树声在红四方面军的资历是最老的，甚至超过徐向前元帅。他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然，王树声在职务上一直是徐向前的下级。徐向前与王树声在元帅和大将中，分别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1927年11月13日，王树声和吴光浩等带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成千上万挥动着大刀、长矛、鱼叉的农民协同下，一下子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于是，震撼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开始了。18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军为第1路军，麻城农军为第2路军，吴光浩为第2路军司令，王树声为副司令。从此，王树声的革命军事生涯正式开始。鄂东军也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最初前身和起点。
后来，黄麻起义失败，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1928年春，王树声又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该军是吴光浩以鄂东军余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王树声被任命为第7军第2队党代表。7月，第7军纳入全国红军统一建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王树声任该师第91团党代表。
1929年初夏，中央军委派遣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红4师师长徐向前到鄂东北，担任红31师副师长，王树声便与徐向前相识，从此，一直在徐向前麾下战斗。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年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原第11军第31师改编为第1军第1师，下辖5个大队，王树声任第1大队大队长。6月中旬，红1师师长徐向前率部由大悟的二郎店直扑杨家寨车站，王树声大队作为主力冲锋在前，勇立头功。战后，全师扩大编制，总兵力也发展到1200多人。王树声升任第1支队支队长。不久，敌军开始反扑，王树声的第1支队仍为主力，抗击敌人。结果，红1师歼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枪800多支。接着，红1师进行第二次扩编，王树声任第1团团长。
从此，王树声率领的第1团作为鄂豫皖红军的头号主力，多次随徐向前纵横驰骋，在反“围剿”中立下汗马功劳。
1931年1月中旬，红1军在麻城与红15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邝继勋、徐向前分别担任正、副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王树声担任第10师第30团团长。在攻打易守难攻的重镇新集之战中，王树声用古兵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率部攻克新集，全歼守敌。这条妙计的实施过程是：表面上，不断向敌人挑战，吸引其注意；暗地里，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攻克新集之后，王树声和他的30团随之名声大震。接着，红4军先后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更加巩固、繁荣。红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部队编制由原来的3个师增至4个师。战功卓著的王树声被提升为第11师副师长兼32团团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4和第25两军，全部兵力达3万人。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为第4军第11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方面军6名师长中，只有王树声一人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而且担任主力师师长，说明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出来的。
总军械部长王树声大将（2）
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我军则针锋相对，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法，主动发起黄安进攻战役。徐向前命令王树声率所部11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人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随后，王树声率部两度击溃增援敌军。战斗白热化时，王树声抄起一把大刀，率领手枪队和直属队加入了正面战斗。12月22日，红军攻破黄安城，俘虏敌师长赵冠英以下5000多人。黄安战役是红四方军成立后的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寓意深远的红安。王树声在此役中名声大噪。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王树声率领红11师先打头阵，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后又作为全军的左翼配合兄弟部队迎击援敌。前后仅10余天，徐向前指挥10个团击败了敌人19个团的进攻，歼敌5000余人，重创蒋介石的嫡系第2师，该师师长汤恩伯被撤职。红四方军赢得了成立之后的第二个重大胜利。王树声的红11师在战斗中敢于猛打猛冲，又不失机动灵活，受到方面军首长的表扬。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此时，担任红73师师长的王树声率部作为后卫，与尾追之敌激战半天，掩护方面军主力安全转移。至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然后集中力量向南，拟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在由鄂陕边界的漫川关进入汉中过程中，王树声奉命率红73师担任全军开路先锋。在前有陕军堵击，后有胡宗南追击的危急情况下，王树声以攻击力最强的第219团打冲锋，与红12师第34团合力突破漫川关。经过三天两夜恶战，终于为方面军打开了胜利之门。
12月中旬，王树声又奉命为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苏区而担当开路先锋。在风雪漫漫的巴山蜀路，王树声率部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进入川北，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的挖心战术击溃薛岳部主力一个团。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川陕边根据地开始建立。但是，四川军阀田颂尧和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先后派兵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王树声受命率73师主力，同其他兄弟部队经过十个月奋战，粉碎了田颂尧6万余人的疯狂进攻，最终奇迹般地打出一个面积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其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扩编，由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4、第9、第30军和第31军，王树声因英勇善战，敢打硬仗、恶仗，经常当开路先锋，直接晋升为第31军军长。与此同时，又因他在作战中显露出来的杰出的指挥才能，被晋升为方面军副总指挥。
王树声达到了自己在红军军事生涯中的巅峰阶段。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6月14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但是后来，王树声也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他将领一样，在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下，经历了南下之痛。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仍然另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被免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只任第31军军长，然后又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会师。不久，王树声受命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而西征，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血战。这就是红军军史上极为悲壮的西路军之战，
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后，不断与马家军骑兵部队血战，几遭败绩，竟致全军几乎覆灭。在茫茫祁连山中，王树声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路乞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给他打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作为红军统帅，毛泽东作出了这么宽容的结论，让王树声心里感到既愧疚又温暖。
但是，王树声还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态度去见毛泽东。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得力战将和主要领导人，王树声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将张国焘与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感到毛泽东的确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从此以后，王树声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独当一面地担负许多军事重任，从晋冀豫军区，到太行军区，又从河南军区，到中原军区，直至鄂豫军区，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走向了通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的辉煌之路。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1）
许光达是长沙市人，毛泽东是长沙市远郊的湘潭县韶山冲人，两地相距不到百里，语言、习俗等等都几乎一样。毛泽东比许光达年长15岁，按中国传统的辈份，毛泽东可算许光达的叔辈。
许光达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是1938年1月在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毛泽东接见了许光达等50多位留学苏联的青年才俊。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许光达是1932年5月因枪伤被组织上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的。通过在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汽车训练班的学习，许光达不仅熟悉了*主义基本理论，而且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大炮的结构原理和有关技术，还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许光达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3年时间里，许光达一边当好领导，一边认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如《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军队的组织问题》、《抗大最近的动向》、《论新战术》、《反敌季节扫荡》等多篇军事学术论文，其中一些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著作。
1942年，许光达由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调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许光达战斗过的老部队，抗战初期是第358旅，红军时期是红2军团。
许光达的革命资历也很老，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但1929年9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进行军事斗争。1930年2月参与创建洪湖苏区红军第6军，任军参谋长、军前委候补委员。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先任红6军参谋长，后任该军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