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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叔父的事情安顿好了，薛廷臣也就没有顾虑了，呆了几天之后，他便带着儿子返回了青海。
半年以后，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薛廷臣的六叔薛有顺因病去世了。当时正值炎热的三伏天，尸体不能久放，薛会忍觉得，必须尽快下葬，让老人入土为安。如果给叔父发电报让他赶回来，即便是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在下葬之前也绝对赶不回来。于是，便和他的两个姑姑及薛家的主要亲戚们在一起进行了商议，对六爷的后事做了妥善的安排。众亲友和全村的父老一起，将薛有顺的葬礼办得体体面面，热热闹闹。
按说，薛有顺的安葬应该是由薛廷臣承担的，但他不在老家，就连老人过世他都不知道，所以，他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虽说侄子薛会忍在亲戚、本家和村里父老乡亲们的共同帮助下，替他把叔父安葬了，但却让他又背负一个良心账。
六叔薛有顺的去世和丧葬，薛廷臣一点都不知道。事情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薛会忍才写信告诉了他。薛廷臣接到会忍的信，心里非常难受，自己身在西北，家里的一切义务都没有尽到，如果叔父病重期间会忍发来电报，不管怎么样也要赶回去。因为这是他的最后一位老人，发送叔父是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其实，事情也并不是人们能够想象的那样，如果会忍当时真的给他来了电报，他还真的束手无策呢！因为薛廷臣正在难处，由于长时间的挨斗受整，工资不提反而降低，人口还不断的增加，养家糊口都很艰难。这一时期，他刚调到物资站，家还住在汽车队，因为汽车队住房很紧张，不在汽车队工作就不能再住在汽车队了。但物资站也没有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在建国东路租了几间房子先把家搬出了汽车队。此时国家号召私人建房，桥头镇正在划给宅基地，薛廷臣就写了申请，划了一分宅基地，有了宅基地，他就开始借钱盖了几间土房。房子刚盖好，尚文就结了婚，不说手头无钱，不说借朋友的钱还未偿还，物资公司的账上还欠着好几百块钱的公款。当然，困难归困难，薛廷臣就是拉下脸皮再去借账，也会把事情处理好的。好在薛会忍很懂事，他替叔父度过了这个难关。
接到会忍的信以后，薛廷臣的心里非常矛盾。有心回去吧，叔父已经入土为安了，自己是赶不上了。况且手里没有钱，回去很困难。更难的是，要回家不只要路费，会忍替自己埋葬了老人，总要给会忍拿点钱吧。拮据的经济状况让他束手无策。不回去吧，不合情理，会忍替自己埋葬了老人，不知道倒也罢了，知道了却不回去的确说不下去。他的心里非常难过和矛盾，一直忐忑不安。后来想了再想，牙一咬，还是决定暂时先不回去！会忍已经把老人安葬了，暂时不回去也不会影响什么事；现在也没有钱寄给会忍，就先欠会忍的这个情吧，等以后情况好一点再想办法慢慢的偿还吧
冤案平反 ＇本章字数：528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25 08：54：59。0＇
048 冤案平反
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连续不断，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长期以来不仅使党和人民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而且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左倾”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纠正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全党遵循“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细致的复查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此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
平反冤假错案，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所开展的、有步骤的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从而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粉碎“”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从局部进行起来，但是进展较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受到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也都恢复了名誉。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消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的种种罪名和有关的错误决议，恢复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从而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党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其中主要的是，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1978年4月决定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 “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等等。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有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他们放下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得到昭雪。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从而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打下了稳定的干部基础。
？大通县也和全国一样，全面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许多在历次运动中受过错误处分的人都写了申诉材料，经过调查核实以后，对确实处理错了的，都给予了平反。对于处分过重的也都给予了纠正、重新处理，对那些因处理过重被开除了的，也都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
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薛廷臣兴奋万分，觉得自己的不白之冤可以得到清洗了。身上背负的沉重包袱可以甩掉了。但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严格的。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确也有错误，芦淑珍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的下放费问题的确应该给自己算贪污；六零年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把皮衣卖了多卖了一些钱算不算投机倒把心里还吃不准。因此，对申请平反信心不足，一直鼓不起勇气来。后来又觉得，自己的所有问题和错误，在“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工作组还没有掌握问题之前，自己就向“四清” 工作组交待了，应该算是主动交待的。按照党的坦白从宽的政策，就应该得到从宽处理才对。结果，主动坦白了、如实交待了，反而被怀疑还有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进行了不应有的批判斗争，硬逼的承认和交待一些不真实的事情。由于不是事实，当然不能随便承认。不承认，就说你不老实、态度不好，竟然给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行政降级的处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想到了这些，他便鼓起了勇气，写了一份要求对他在“四清”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处理予以复查的申请报告。
这个时候，大通县已经成立了复查办公室，薛廷臣将申请报告写好后送到了复查办公室。报告送去以后，薛廷臣便再没有问过此事。
过了几个月时间，批复下来了。批复的内容是恢复职务、恢复工资级别，工资由行政二十一级，恢复到原来的行政十九级，从文件下发的当月恢复原工资级别，恢复的工资由当时的汽车队按行政十九级的标准发工资。
恢复职务，需要由县委组织部提出意见，报县委常委批准。正在这个时候，县医院的支部书记兼院长李启业知道了薛廷臣平反的情况，他就找到县委组织部，要求组织部长鲁尚书把薛廷臣安排到县医院去，当行政副院长或院长，负责医院的行政、后勤工作。
李启业原来在城关医院当院长时，薛廷臣在城关供销社和党校工作，他们经常在一块喝酒，也算是酒朋友。李院长很了解薛廷臣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能力，听到薛廷臣平反的消息之后，就想把他调到县医院去搞后勤。
组织部研究以后，同意了县医院的意见，报县委常委批准后，组织部部长鲁尚书把薛廷臣叫去专门谈了话。
任命通知拟好以后，在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打印。
打印文件的时侯，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顾庆池看见了。顾庆池是县革委分管计委、物资站的副主任。他让办公室的同志把文件先不要发，暂时压几天。
顾庆池从办公室出来后，立刻找到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秦青荣，他对秦书记说道：“我想把薛廷臣调到县物资站去。”秦青荣回答道：“这事还得常委研究，你得找魏书记。”顾庆池扭过头就去找了县委书记魏文杰，说县上正需一个搞后勤的干部，要求把薛廷臣调到县物资站去当站长。
顾庆池是从商业部下放到青海的，到大通县以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在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期间，薛廷臣在商业局办公室当主任，工作上打过几次交道。后来，顾庆池到商业局当了局长兼党总支书记，这个时候，薛廷臣是生产资料公司的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他们在一块工作过几年，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顾庆池被批判了一阵子之后靠边站了，他们两个又一块在农副公司的肠衣房里刮了一个冬天的羊肠衣。在刮羊肠衣的时候，顾庆池看到薛廷臣仍然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羊肠衣刮的又快又好，各项程序都搞的井井有条。因此，薛廷臣在顾庆池的脑子里印象特别深。觉得薛廷臣这个人不简单，尽管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怨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不管是人品上，还是工作能力上，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顾庆池对薛廷臣的人品、特长和工作能力太了解了，因此他力主要把薛廷臣调到物资站担任站长。
当然，顾庆池主任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县委常委对薛廷臣的任命又进行了研究，把薛廷臣调到了县物资站。
大通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好的，穆均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穆均华参加工作以后到青海，分在大通县城关供销社当出纳，后来当了城关供销社的会计。“四清”运动中，穆均华以一千多块钱的经济问题，被开除了团藉、开除了公职。
穆均华是个内向型的人，人很实在，不爱多说话。薛廷臣一直总觉得，穆均华贪污一千多块钱的经济问题可能不是事实，他可能是受到了很大的冤屈，心里一直想问个明白。
一九七六年七月，薛廷臣在一次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专门到安徽寿县正阳关穆均华的家里去看了一下穆均华。
薛廷臣到了正阳关，找到了穆均华的家。到了那里以后，薛廷臣才知道穆均华是个独生子，家里只有父母亲。两位老人也都年纪大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穆均华见到薛廷臣后心里特别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个老同事。当薛廷臣问起“四清”运动的情况时，穆均华显得非常激动。他语气坚定的说：“薛主任，我现在对你只能说实话，要说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说真的，我连一分钱的经济问题都没有。要说多吃多占的问题确实有，但顶多超不过一百块钱。就是和你去过一次牧场连吃带拿就是个十来斤羊肉。他们当时给我定的贪污问题只有一笔，就是牧场的银行存款折子，牧场的存款折子一直在我那里放着，你知道到银行取钱，必须要取钱人填写取款条，马福奎根本不会写字。开头他取钱时叫我给他写。我说，你的存折放在我这里，我写不合适，你还是叫别人写吧。从此以后，他一直再没有让我写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的存折上曾经有一笔一千块钱的取款，马福奎说他根本没取过这一千块钱，到银行查是谁写的条子，也没查出结果。“四清”工作组和城关供销社主任周华却硬说是我取出来贪污了。我没有贪污，我就不承认。他们说：‘存折在你这里放着，马福奎不会写字根本没有取这一千块钱，你说那钱到哪里去了？’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说不清楚。就为这事，前后二十多天时间，每天都是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四清”工作组和周主任硬逼着要我承认，把我斗的实在受不了，我就承认是我取出来贪污了，就写了交待材料，给我定了案。”
穆均华很激动，接着说道：“还有一个政治问题，周华是秋天到城关供销社当主任的，到了冬天生炉子的时候，由于麻雀夏天在烟筒里做了窝，烟筒堵住了。因为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