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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军——“天下第一军” 孙立人被解除了新1军的兵权（4）
新5军是新近从第53军抽出一个师扩编而成的，战斗力最弱，被陈诚编在左翼，新1军攻击力最强，被陈诚置于中路，而其他各支军队均被他摆在右翼。陈诚要孙立人以副司令之职协调各军行动，直接指挥新1军（潘裕昆因生病留在沈阳）。
陈诚的用意很明显，将新1军安排在中间，就是要发挥其机械化转运灵便之长，左右支援。但天公不作美，这一年的冬天雨雪不断，特别寒冷，大多来自南方的新1军官兵被冻得手麻脚僵，很多人连枪都握不稳，就更别说冲锋作战了，而习惯在冰天雪地里踩着雪橇奔驰的东北解放军的战士则行走如飞，攻守灵活，这却是陈诚、孙立人预先所未料到的。
元月2日，新5军抵达公主屯。东北解放军看准这一路敌人的弱点，于元月5日调集第2、第3、第6、第7共四个纵队的兵力，包围、攻击其各处据点，解放军的骑兵部队更如雪野里的闪电，纵横驰骋，将第5军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元月7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新5军13000余人悉数被歼，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天光被捉，陈诚的“决战计划”被击得粉碎。
当新5军被围打时，新1军本想出手相援，无奈天寒地冻，官兵冻伤不少，加之大部分汽车、坦克陷在雪地里动弹不得，更因为解放军第1、第4、第10纵队的四面阻击，致使新1军也成了过河的泥菩萨——自身难保，因而直到新5军被消灭殆尽，近在10里远的新1军却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公主屯方向被杀得雪白血红，烟消云散！
陈诚气得嘴唇发抖，他把满腹的怨气泼洒到了孙立人的身上：“孙副司令，你是怎么打仗的？你眼看着兄弟部队身陷不测，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电话里，陈诚厉声训斥道。
隆冬时分拼死在前线卖命，到头来竟被陈诚这般责问，一向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孙立人当然不甘示弱：“陈主任，你坐在沈阳城里不明情况，你到前线走走看，问问看，看我是怎么打仗的！”
陈诚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有谁见他不低眉顺眼？他又何曾遇到过敢于顶撞他的下属？吃过洋面包的孙立人的脾性他听说过但没见识过，今天算是领教过了，但他陈诚岂能让孙立人如此目无官长？！
“孙副司令，你避战自保，坐视不救，我要军法处置你！”陈诚在电话里吼了起来。
“悉听尊便！”孙立人“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就着火盆坐在指挥室内，孙立人气犹未消。他痴痴地看着窗外的飞雪，心绪难平，进入东北两年来的往事就像空中飘舞的雪花一样，一一地在他脑海里翻转：昌图之败，四平之难，长春之困，直至今日之辱，为什么新1军在印缅战场上所向无敌，无坚不摧，而在东北战场上一败再败呢？是新1军不行了？为什么这些黄埔系的、准黄埔系的人老是揪我孙某人的辫子，与我孙某人处处为难呢？是我孙某人的不是？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后悔，后悔来到东北，到内战战场上来。
“唉——”孙立人站起来，自言自语道：“听天由命吧！”他扯了扯身上的军大衣，掀起门上的棉帘，踏进洋洋洒洒的雪花之中。
3天后，蒋介石赶来沈阳检讨军事。据说，蒋介石原来是准备处分孙立人的，后在议处时，陈诚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主动表示：“失败的主要责任由我负，请委座查办我。”
蒋介石当然不会查办陈诚，但他知道，孙立人已与东北各将领龃龉不和，倘使再留他孙某人在东北继续干下去，说不定还会捅出什么更大的娄子。因此，蒋介石顺势把孙立人从东北战场带回去，让他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一职，以示薄惩。孰知，这样对孙立人反倒是一种解脱。年底，陆军训练部迁往台湾，孙立人从新1军调去了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亲信，一同在那座孤岛上训练新兵，这些新兵后来成为国民党逃台后防卫台湾的主力，也成为孙立人后来成为台湾陆军总司令的一项资本。
新一军——“天下第一军” 孙立人被解除了新1军的兵权（5）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孙立人因受其部属郭廷亮发动所谓“兵变”一事的牵连，被幽禁家中，直到1988年才恢复自由，两年后在台中病逝。其灵堂上摆满挽联上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小夫人张晶英与张美英的挽联，二张自谓大乔与小乔，喻孙立人为周公瑾。
张晶英的挽联是：
不为私言及身早定千秋业，
应无久别老我今将八秩八。
张美英的挽联是：
万千字写入爱书较量公瑾差殊难使君臣同骨肉，
四十年依存蓬海特比小乔尤幸应怜夫婿是英雄。
新一军——“天下第一军” 浴火重生新7军（1）
新1军扩编成了新1军和新7军
陈诚乾纲独断，“送”走了孙立人，但对其所训练的部队却格外珍视，大力扩充。
1947年11月，他将新1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1军和新7军，新1军（军长潘裕昆）辖新30师（师长文小山）、第50师（师长杨温）、及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三个师；新7军则由新38师（师长史说）、暂编第56师（师长刘德溥）及暂编第61师（师长邓士富）组成，新38师原师长李鸿升任军长。
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元旦，东北*联军改称东北解放军）展开冬季攻势，连克彰武、鞍山、营口、四平，陈明仁主力被歼，东北国民党的军队被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大的立城市及地区。
陈诚初到东北的时候，曾大吹“要消灭*，建设三*义的新东北”，但结果却是丧师失地，一败再败，致使国民党只能龟缩于几个中心城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沈阳百姓编顺口溜道：“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南、北站均在沈阳市内），以讽剌其窘境。这时候，国民党内东北藉朝野人土中“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蒋介石见陈诚智穷计竭，回天乏术，遂辙掉东北行辕，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任总司令。
长春成了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鉴于兵力不敷，四处受围的现状，上任不久的卫立煌收缩战线，将各部部署在几个中心点及附近很小的活动范围内，困守待援，或相机南撤关内。按照其部署，新1军被调到沈阳，拱卫“剿匪”总部，新7军则留在长春，与曾泽生的60军一起固守国民党的最北的据点，郑洞国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一职，指挥长春部队。
长春孤悬沈阳600余里之外，四面皆被解放军包围。早在围城之初，地处西郊的飞机场已落入解放军之手，两军相距的距离近则五六百米，远则不过千余米，因此，长春是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时解放军正着意于锦州之敌，拟先取锦州而后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对长春则围而不打，围而打援，因而才有了郑洞国孤守南望的这段历史。
郑洞国将长春分城而治，以新7军守西城，60军守东城。新7军的新38师虽受过打击，但仍是守长春部队中兵力最强的，装备大体上保持着印缅时的水平；每班有轻机枪一挺，班长都配有冲锋枪；每排有六零迫击炮2门；连有重机枪8挺，师有七五山炮一营，全师有兵员11000余人，大小汽车近300辆，只是在解放军的强大围城部队面前，新38师无处使力，也不敢单独使力。
被困之后，长春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开始的时候，长春还有一些存粮、布匹、食盐，四郊的农民偶尔还推粮入市交换，守军也不时用“东北流通券”（国民党接收东北后在东北单独发行的流通币，比率为1元折合关内法币10元）去强购近郊的民粮，后来随着解放军的包围的收紧、缩小，农民不入市了，市里的储备日渐消耗，粮荒便显现出来。
1948年5月，新38师扛枪拖炮掩护暂编第61师出城抢粮，结果粮食未抢到，驻守城西的暂编第56师反被解放军一口吃掉2个团的人马，从此，新7军再也不敢出城干这种亏本买卖，只能呆在城内坐吃山空。
由于在长春驻守的时间长一些，新7军原先就贮备了一些大豆、豆饼，而60军是从吉林市调来的，毫无粮秣储备，除了向新7军借粮之外，他们便只有去酒坊酱园挖一些陈年酒糟充饥。郑洞国向蒋介石要求空投，飞机是来了，可每次只五六千斤高梁、大米，这对于有着20万军民的城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可即便如此，空投还得看天气情况，一遇阴雨这点粮食也没有，为防止解放军炮火射击，这些飞机都不敢低飞，不少投下的粮食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守军气得操爹骂娘也没有办法。为争空投的粮食，新7军和60军还曾刀枪相见，一些部队更是可笑：按规定，空投之粮统归长官部收集，然后筹划分配，而一些部队待飞机来时即生火烧水，若米包侥幸落在附近，便抢来倒进锅里，等长官部的人赶来时，生米已煮成熟饭。“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顿饭去死，不算过分吧？”士兵说。看着这些面黄肌瘦的人，长官部来的人还有什么话说呢？！
新一军——“天下第一军” 浴火重生新7军（2）
空投是由陈纳德第14航空队承接的，陈纳德索运费很多，几乎占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一半，蒋介石承受不起，所以后期的空投时断时续，粮食愈发紧张，长春市长尚传道曾鼓励市民在马路上（沥青被翻挖后当作了燃料）上种粮食，但6月的种子，10月才有收获，长春人已饿得一天都行等不得，更何况4个月呢？
燃料也是个大问题。市郊荒地的树木都被砍光，墓地里的棺木也被挖尽，以后百姓房屋的门窗木板、马路上的沥青都成了烧火做饭的材料。
物价更是腾涨惊人。高粱米在1948年5月只几角钱1斤，到长春快解放时涨至三亿元1斤，1两金子也不过换几斤高粱米。原来50元、100元票面已不够用，只好改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价由万元、几十万元、一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那里的几十个职员连白天带通宵地开本票还赶不上市面物价的上涨速度！
随着战事的发展，对长春是守还是弃的问题，卫立煌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蒋介石坚持要长春弃城突围向沈阳靠拢，卫立煌则认为，以长春饥疲之师，长途奔波600余里，只会自取灭亡，守而待变或许还存一线生机。八、九月间，沈阳方面曾设想集中几个军北上接应长春部队，及锦州被围，廖耀湘率西进兵团援锦，此议遂被搁置。
10月初，辽西、锦州已是炮火连天，杀声四起。郑洞国想趁双方倾力撕杀、无力北顾之际，夺回西郊机场，为长春留下一线生机。他亲自上阵，指挥新38师打了2天，结果只推进了几百米就再也寸步难移，新38师为此赔了300多官兵的性命。
新7军火线投诚，郑洞国为顾及面子和影响，则象征性地作了一下抵抗，最终还是低下自己的头颅
10月中旬，锦州不保渐成定局。10月10日，蒋介石给郑洞国、曾泽生、李鸿每人空投一封亲笔信，命令长春守军即日向*围，转道营盘，再抵营口，蒋介石表示，突围之日，有飞机来掩护。
新7军军长李鸿这时正患伤寒发烧，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郑洞国遂召史说和曾泽生到他住所商议此事。密商之后，大家认为久饿浮肿，不用说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中间无一援军也是送死，因此不同意突围。
12日，蒋又来电，催郑突围，郑等考虑之后仍申前议。
15日，蒋第3次抛下手令，严令郑洞国执行命令，否则“如再拖延时日，将受军法制裁。”郑等有事无得可申，乃决定将长春守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向清原转移：60军在左，新7军在右，各自分途于17日凌晨行动。
17日晨，当新38师的一线营团进入南郊准备出发时，军部来电说，60军起义了！
这一下子就把郑洞国等人的全盘计划给搅得稀乱！
史说和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新38师师长陈鸣人立即赶到郑洞国的住处，请求处置事宜。
郑洞国还未起床，他披衣坐在床上，听罢3人的介绍，无可奈何地说：“他们要这样，也只好听他们去了！”
三人从郑家出来后，派人与60军联系商定：鉴于2军以前的关系，两军现以中央大街为界，各行其便，互不敌对。而这时曾泽生在率部起义后则不断送来信函，要求新7军一同起事。
这些对新7军高层的思想有很大的触动，但这时郑洞国不表态，李鸿、史说等只能在暗地活动。
18日，史说派新7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暂编61师第2团团长姚凤翔等与解放军接洽，决定新七军放下武器，而解放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