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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1929年1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的夫人孙玉衡近年回忆，刘俊秀当时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刘俊秀问毛泽东：“还记得宁冈大仓村附近大庙村有个叫苏兰春的年轻人吗？那里人都说毛泽东在他家里住过几天。苏兰春和袁文才比较要好，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几十年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井冈山第一次丢失的原因搞清楚了。”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继续看着刘俊秀，听着他的介绍：
1929年1月1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开后还不到一个月，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围魏救赵”，出击外线解井冈山之围。
刘俊秀说他去看过柏露会议的地址，是一个木行，叫横店，旁边有条溪水可直接运木头到茶陵等地。张平化也对他讲过柏露会议的基本情况。
张平化以炎陵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柏露会议。会上，红五军留下守山是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会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后坚决服从命令。在毛泽东等人心目中，守山比较外线作战，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任务。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三十一团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就打垮了敌人。红五军数月跋涉太辛苦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会后，袁文才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元月14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那一年井冈山下了百年难遇的大雪，整整下了49天。
红四军下山不到10天，敌人就来到山下。宁冈驻了五六个团，斜源村驻了一个团。打黄洋界哨口。哨口工事做得很坚固，又是冰天雪地，敌人整整打了五天，打不进去，准备退兵。不料斜源村驻扎的敌团长，用80元银洋买动了经常捉石蛙的陈开恩，领兵走泸泉州小河道，没有冰冻，避过黄洋界哨口，下到小井。哨口红军不知敌人是从哪里上来的，抵挡不住，彭德怀只得率领红五军突围，去了赣南。王佐没有走，带着三十二团在山上打圈圈。小井伤兵措手不及，被敌人赶到田里，没有一个投降，全部被机枪打死，打漏的，被枪托一个个砸死。大井仓库的粮食，一粒都没有搬出，全被敌人放火烧尽。进剿的敌人在大小五井茨坪烧杀五六天后退走。
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2005年12月26日王佐孙子王生茂口述）
1929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南和红四军会合后，听从主席收复井冈山的要求，率兵回来，在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帮助下，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彭德怀部队随之转移。
袁文才从红四军跑回来，王佐举双手欢迎，特委和宁冈县委一些人看法就不同了。陈正人在江西省委高级干部中说过这件事。刘俊秀要王卓超说一说。
王卓超生前回忆，刘俊秀将难题推给他，当时有点儿措手不及。陈正人在井冈山时期是遂川县县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他曾任湘赣特委常委，建国后又是江西省委第一任第一书记，想来他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得比较多的。陈正人当时怎么说的，王卓超在115房就怎么讲。
王卓超先请教主席，陈正人说快下山时，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逐段逐句地念“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他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改造帮助两人，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有没有这个事？主席肯定地点头。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陈正人认为袁文才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
刘俊秀这时插话：听说袁文才回来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主席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王怀，后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主席派到特委工作的特委常委宛希先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刘俊秀介绍，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比较投缘，关系非常好，坚持只让袁文才受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这样，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找借口将宛希先私自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穿住他的两脚，枪杀在押送途中。
宛希先死了，袁文才、王佐与特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委内部再没有人为袁文才、王佐说话，顺利做出杀袁、王的决定，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永新错杀事件发生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王卓超回忆，汪东兴此时说话，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八万字的信，谈到袁文才、王佐事件。彭德怀笔述，1930年2月，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红五军军部，说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①
据陈正人回忆强调，那晚他没有去红五军军部，杀害袁、王那天晚上，他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他这个决定。他当时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当县委书记。也可能是彭德怀记错了。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经过也不完全是彭德怀了解的那样。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刘俊秀介绍了毛泽东当年派到王佐部下当连长的张国华（1955年中将）1960年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段回忆：“1930年2月，袁、王部队下山到永新，对部队的动员口号叫：‘五军要打吉安，我们守永新’。之后，一个晚上在永新解决袁、王部队。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由北门入城的，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一部分赤卫队。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等部队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打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王佐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潭。”张国华当天是在永新王佐部队里，彭德怀当天没有去永新。
刘俊秀提到宁冈的苏兰春，当年和袁文才比较熟悉友善，曾对永新事件作过专门调查，写过一个材料：
袁文才、李筱甫是朱昌偕假说要袁文才去打吉安约到永新的，朱昌偕用驳壳枪把袁打死了，朱又对李筱甫的脑壳打了一枪。这时外面包围的人高声大喊：“只打袁、王，不打士兵和官长。”把袁、王部队的枪一起缴了。王佐、刁辉林、谢华光在逃跑时淹死在东关潭。其余士兵有的淹死，有的从屋栋上跌下来，跌断手脚，余下的人被俘。只有艾成斌连没有损失，他带部队走另一方向，退至何乌周家过河，从九龙方向返回井冈山。以后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他们投降肖家璧反共去了。
（2005年7月25日苏兰春长子苏云生口述）
袁文才、王佐1930年2月被错杀的具体原因和发生经过像画面一样展现出来。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点起第二支烟。汪东兴一边给主席续水，一边讲他看红五军李聚奎写的一个材料，讲袁文才、王佐被杀后，部队在井冈山人民中威信下降，汪东兴复述了李聚奎讲的那段经历。
李聚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解决”王佐、袁文才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第四大队（那时李聚奎任四大队大队长）。他4月初带领四大队上了井冈山，到处寻找王、袁余部的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王、袁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王、袁的部队是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