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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38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回故地，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从本书对毛泽东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引言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国际战争风云在中国周边弥漫。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归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情感与近忧交织，思考与历史共存。
多年来，笔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盘桓当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之地，采访了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的近百名亲历者、知情者。他们的口述，使人一步步回到1927年血与火的岁月，回到井冈山九死一生的斗争，回到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日日夜夜。
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卓绝，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之魂；没有井冈山的烽火连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基。你懂得了井冈山的过去，你就能触摸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追求、奋斗之所在；你理解了井冈山的斗争，你就能感知毛泽东喜怒哀乐的诗情、豪情、深情和无情之底蕴；从毛泽东一上、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毛泽东一生睡木板的嗜好，对知识分子某些“偏见”的渊源；似可发现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非同寻常的新年伊始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回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做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的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①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
1965年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102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毛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主席下车，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主席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主席不喜欢那一套。1965年初，湖北省、武汉市警卫处刚刚合并为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我和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警卫处处长魏福祚三个人远远站在一旁，只见王任重快速为主席打开“吉斯110”轿车（三排座）后车门。“吉斯110”轿车的司机姓易，原在武汉市委这边，后来调到省委东湖那边工作。
（2005年3月6日谢滋群口述）
下榻梅岭第一仗
当年“吉斯110”轿车司机易永喜，今年75岁，早已退休，住在武昌一普通民居里。从1953年2月，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易永喜就给主席开车，据他回忆，毛泽东第一、二次到武汉都住在汉口惠济路16号，今天的汉口惠济饭店。
毛主席第三次到武汉，住在汉口永清街100号武汉市委招待所。进进出出，毛泽东都是坐易永喜开的德国“别尔卡”轿车。“别尔卡”是解放初期武汉市委从上海一位大资本家那里买来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到武汉都下榻武昌东湖南山甲所。1957年苏联在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举办工业展，展览结束后，展品中的一部“吉斯110”轿车和一部吉斯救护车卖给了武汉市。救护车分配给了同济医院，“吉斯110”交给了他开，专门接待国内外重要客人。以后，毛主席一到武汉，专列从停靠汉口大智门变为武昌的徐家棚或武昌南站附近的鲶鱼口，“吉斯110”临时成为毛泽东的专车。
1958年毛泽东就是乘坐他驾驶的这辆吉斯轿车，从武汉到大冶铁山视察，中途毛泽东下车休息一下，被农民发现了喊了起来，一下子田头劳动的社员围了上千人，《湖北日报》摄影记者张其军的相机都被挤坏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深深地爱着领袖毛主席，那是自发的拥护和热爱。
易永喜谈起1965年去102仓库接毛泽东，感到就像发生在昨天。他激动万分地说：
“那天（3月16日），我从反光镜中看见主席坐进吉斯车。王任重、张体学和秘书徐业夫都坐后面的车子。汪东兴打开前面车门坐进副驾驶座，他友好地打招呼：‘小易，又见面了。’
“我嘴巴笨，‘嘿嘿’一笑，心里兴奋极了。我驾驶着“吉斯110”，随着警卫处的前导车，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后面几辆小车鱼贯而行，第三、四辆小车内分别是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卫士。最后一辆后卫车坐满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省委招待处处长申兴国也坐在这辆车上。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警察。”
1965年3月中旬，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毛主席将来武汉的指示后，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三红”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一黑”（指“五类分子”）。警卫处工作人员大量深入到基层，毛主席路过的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社区以及辐射的区域，都做到了万无一失。那时候一级警卫发动群众，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
梅岭一号警卫科长金文骏、工作人员邬素英、服务员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那几年，毛主席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工作人员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欢得很。王任重、张体学陪同主席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钟头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主席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2005年3月10日易永喜口述）
当天晚餐是东湖客舍老厨师付加宽和主席随行厨师小东一起做的，家常四个菜，没有海鲜、没有鸡鸭。惟有付加宽师傅做的“武昌鱼”是个特色菜。毛泽东喜欢吃武昌鱼，从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下榻汉口惠济路16号，付加宽就在组织的安排下为主席操厨。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第一天，付加宽往往一显身手，做道名菜“武昌鱼”。提起毛泽东吃自己烧的“武昌鱼”，今已80岁的付加宽如数家珍：
毛主席吃的武昌鱼，是地道的武昌鱼，在鄂州通长江的水闸那里捞的，古代那里才叫武昌。鱼长得又大又肥，七八斤重的多得很，也便宜。可毛主席叫人嘱咐不许我蒸大鱼，说吃不完浪费了。斤把重的就可以了。大鱼可专门蒸鱼肚，又好吃又简单，斤把重的武昌鱼不肥，不好吃。么样（怎么）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蒸武昌鱼时，上面加一条肥肉，鱼肉相融，蒸出来像海子味，味道奇美。火候要掌握得好。蒸好后放上烧好的冬菇、火腿，又好看又好吃。当时条件差，不懂肥肉膘油有“胆固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