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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斌平常说话还是很男人的，怎么在我们走的这一天怯生生地说请我们吃包子，我觉得有些古怪，对康斌说：“吃包子就吃包子嘛，干吗像个女人说话？”康斌越发的胆怯，低着头对我们说：“去吃包子吧。”
老板娘把一盘子刚出笼的热腾腾的包子端到我们面前，说：“我今天早上本来是给自家人做包子，包的是大包子，康斌说应该喊叔叔们来吃包子，我就包了小个一点的，你们吃得惯。”我咬了一口包子，熟悉的土豆香味充溢口中，再蘸一蘸西北特有的辣椒油，香极了！老板娘的手艺果然不错！
就在我们夸奖老板娘的手艺时，康斌忽然从自家的橱柜里拿出一瓶啤酒，在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时候把瓶盖打开要给我们倒酒。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谁也没有让他这么做，他只是知道我们三个西北人都爱喝酒，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饯行。但他不知道该对我们做怎样的表达，只是无言地倒酒，头低得更低了。我们三个也无言，端起康斌倒的酒一饮而尽。张彬对康斌说：“去拿张纸来，我们把电话留给你，以后到北京的话找我们。”康斌转眼的工夫就把纸拿来了，纸上早已列好我们的名字，只等我们把电话填上。就在我们留电话的时候，康斌趁我们不注意又无言地打开了一瓶啤酒，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张彬的眼中已经充溢着泪水，而我，只是震惊，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在我们走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我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这孩子对我们郁积了这样深厚的感情。
随着康斌第二瓶啤酒的开启，我们三人的伤感涌动出来，我赶紧抑制这伤感，对康斌说：“可别再开酒了，再开，我们今天就走不了了。”我也催促他们赶紧吃几个包子，对康斌和他的爸爸妈妈说再见，尽快离开这里。
不是我们不想哭泣，只是在此时此地我们不能哭泣。
在和志愿者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三个拍纪录片的人很冷酷，说我们实在是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尤其是我，有个志愿者对我说我的眼神比公安还冷。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三个西北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冷酷”，我们了解他们，但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们拍这片子是做表扬稿的，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对这一点很惊讶，于是，他们对我们的拍摄变得惶恐，开始躲镜头，开始自我掩饰。他们想弄明白我们在想什么，但花了很大心思好像也没弄明白。
如果让我用简短的话来评说“西部阳光行动”和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话，我觉得他们仍然和过去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心态一样，那就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有热情固然好，但徒有热情并不会指向成功，热情加上更多的理性才会成功。具体到这种活动中，我认为，第一条理性是大学生适不适合做这种活动。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年纪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做得比较好，年纪小的会有很多问题，甚至有的人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适合到农村来，而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第二条理性，我想应该是要想改造别人的话就先改造自己，否则一切皆是奢谈。第三条理性，与其更多地说自己能，不如更多地说自己不能，这样的话在遭遇挫折时也不至于太痛苦。
正是由于理性的欠缺，导致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遭遇挫折。他们还不太明白第一次来乡村应该更多地了解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对所帮助的对象实在是缺乏了解，对这片乡土缺乏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了解，不了解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或者即便出生于乡村却已被彻底地城市化。在中国，一个农村人完成城市化会很容易，但一个城市人想要被乡土化却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文明沟壑绝不是几次短暂的下乡所能缩小的，这是“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乃至所有参加支教活动的大学生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说别人容易，其实我们三个拍摄者也一样。虽然我们都出生在西部（两个宁夏人，一个青海人），但我们早已是城市人，我们虽然比这些志愿者更熟悉这片乡土，但我们也无法深入它的本质。我们也无法准确地说出这里最需要什么，我们只能从一个准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说他们需要的是公平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指引下的公平的教育、公平的收入等等，但这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吗？我不敢肯定。我们虽然凭借经验比志愿者深入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呈现出一些文化符号给观众（“花儿”）， 我们无法呈现出真正有质感的生活，我们也和志愿者一样是过客，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过客，更是文化的过客。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3）
我们在离开何家山的那天，阳光明媚，我想如果那天下雨或者哪怕阴天的话，我们是无法抗拒自己的泪水的，就是那盘包子和那瓶啤酒，把我们的感情一下子激发出来。尽管是过客，我们仍然对这片土地怀有深情，只不过指引这次创作的不是这深情，而是理性。我不像那些志愿者一样渴求回到城市，我极度眷恋这山里的静谧、空气的洁净、人的笑容的单纯，我们不会有他们那种虽然穷苦但却真正快乐的笑容，我们不会有他们的淡然与从容，我们有的只是在城市污浊空气与喧嚣噪音中疲于奔命的苍白而憔悴的面孔。在山里呆得越久，我越惧怕城市，惧怕北京，在北京你会陷入一种巨大的、可怕的甚至是张狂的生存惯性中，你也会陷入一种机械的忙碌中。在我们的拍摄涉及到的宁夏西吉顾沟，这里的人们极度缺水、极度贫穷，但他们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心灵史》，在我们城市人早已不知心灵为何物的情况下，他们这些穷苦的农民仍然在操心心灵。
我不想也不能说太多了，尽管志愿者们尽力为这里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尽管我们三个纪录片拍摄者在完成拍摄的同时也教会了这里的孩子们踢足球、唱音阶，并让老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和老Tom waits的歌谣首度在这里响起，但我们只是过客，无法停留。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在片中用《德州巴黎》的音乐，如此苍凉的吉他solo，我只能说，心境使然。
反映山西省太原市农村征地情况的节目《地被征了，生计断了》播出后，迅速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国家有关部门派出了调查组，当地的纪委、检察院也于第二天开始介入调查，应该说节目的反响不错，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却总觉得心里堵了点什么。
土地是谁的命根子
刘 涛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命根子、是赖以生存的基础。采访中，当我们站在城市的边缘，看着高楼不断地向耕地进军的时候，坦率地讲，并不让人感到压抑，相反会为现代生活逐渐融于农村、融于田野感到高兴。社会毕竟在进步，城市毕竟在发展，农民们也毕竟将逐步成为城市人。可当目光收回到被征用的果园地时，听着农民讲述着他们以瘦弱的身体试图阻挡地方政府强行毁地的推土机时，又不由得使人备感悲哀，农民抱着地里果树的哀号声又怎么能够阻止以执法名义征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呢？
土地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同样也是命根子——地可以生出财来，生出政绩来，生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来。这个生财的过程，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我们不妨以一亩地的征用过程来看看这种生财的轨迹。农民的一亩土地被征用，地方政府要掏出的是土地补偿金和地面作物补偿，这部分钱假使是一万元，可这块地到了政府手里卖给开发商时，就会飞涨几十倍、上百倍。巨大的土地价差，不言而喻落在当地政府的手里，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除了拿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赔偿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近年来，正是由于这种地价差，使得各种形式的征地圈地愈演愈烈。土地在一些村级组织里更是被视为命根子，他们把土地当成了随时可以拿到现钱的银行、钱库。在征地费用中，土地补偿是个大头，村里根本不容商量就将钱全部截留了，截留的名目是发展集体经济。谁都将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可要真正拥有它，那就要看谁牛B了。
据说，国家目前正在探讨新的征地办法，如果能让农民与最终的土地市场价挂起钩来，那么被征土地的农民也不会死抱着这个命根子不放。有了大笔的钱，他们可以找到新的活法了，而失去土地价差利益的地方政府、村级组织，恐怕也不会那么热衷于违法占地了。
防洪河道里的别墅（1）
在制作《河道建起了商品房》这期节目时，我们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不仅仅是因为这片商品楼的规模，不仅仅是它建在武汉防洪墙外的长江防洪堤上，不仅仅是这片商品楼距下游的交通大动脉武汉长江一桥只有两百米，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建成使保卫大武汉并关系到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洪墙如同虚设……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相关的管理、执法机关、领导决策者的胆量和对国家防洪法规、对人民生命安危的漠视——
2002年７月，《焦点访谈河道里建起商品楼》在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一举夺得电视评论类一等奖，掐指算来，这已经是《焦点访谈》连续九年荣获此项大奖了。
如果被高官、专家吓着了
法展
《河道里建起商品楼》能够播了出去，那价值不菲、不可一世的外滩花园在爆破中灰飞烟灭，那些始作俑者终于尝到了游戏法律的苦果，这一切，在我十四年的记者生涯中，恐怕也算是最让人铭心刻骨的了。
平静下来有时会想，如果当初采制这篇报道时，能预知它会夺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我也许会把它制作得更加精良一些。继而又想，也许那些不平常的种子，恰恰正孕育在平常的心态中，真的，在这件事的起始、发展中如果心再重一点，恐怕事情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不能用平常心对待那个不寻常的选题
长江河道里盖起了商品楼，从1998年开始就不是秘密了。每一个从武汉长江大桥经过的人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漂亮的小楼在大桥下面的河床上奇怪地盖起来。到了2000年，几幢小楼已经发展到十几幢，算得上巍峨的高级住宅小区。我想，不少新闻单位的记者也都和我一样，早就得知了这个讯息，然而一开始就选择了放弃。你想，老百姓谁敢在长江上公开盖楼！这样公开违法的事，有人公开做了，不是理由充分，就是后台奇硬，敢盖就不怕你折腾。不管怎样，这个选题在新闻评论部飘了半年后，2001年11月又一次转到了我眼前。当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什么选题，无法出差真有点急。这时，又有人说起了这事儿，当时我心一横，管他什么原因，什么靠山呢，采到哪儿算哪儿，反正闲也是闲着——走吧！制片人临走时还补上一句：播不出去，大不了吃顿“友谊饭”！没想到，这一走，捡了个“金娃娃”。
如果不能用平常心对待那高不可攀的门槛
在《访谈》干活的记者都知道遵守纪律，令行禁止。那段时间，刚传达过指示，舆论监督节目的采制过程中，监督目标不要瞄得太高。没想到，刚开始采访，外滩花园的开发商一脚就把问题的皮球踢给了武汉市政府，因为人家有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全部合法手续。而武汉市虽然承认审批违法，却也毫不犹豫一脚把球踢给了湖北省——是湖北省水利主管部门最后同意盖的。三下两下，我的采访对象就到了当地最高行政部门了——这门槛是高了点。还去不去省里问呢？疑问之后想，嗨，都来了凭什么不去问问呢，大不了碰个壁呗。
果真碰了个不大不小的壁。湖北省水利厅主管宣传的同志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主管领导一个也不在家。”上了出租车准备走了，又一想，人家对咱的笑脸送了个冷屁股，咱还假客气个啥，《访谈》的传统作风在乡镇能用，凭啥在省里不能用，闯吧！于是和摄像刘文又转身回到了省水利厅，直接奔到了厅长办公室。叩门进去后，厅长们全部都在，正听那个打发我们走的宣传处长汇报《焦点访谈》记者上门要求采访的情况。看到我们没有罢休的意思，厅长发话了：采访可以，我们业务处室的专家们可以接受采访！
如果被专家吓着了
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的等候，我终于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