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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万有的整体就是道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否定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他
扬弃先秦唯物论者把一种或几种物质的特殊形态金、木、水、火、土或气作
为物质世界构成因素的旧说，提出了物质世界有总体的概念，把对物质概念
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对贵无论和腐朽的门阀士族的批判也有着积
极的社会政治意义。
（3）郭象的独化论思想
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他生于魏嘉平四年（252年），死于晋永
嘉六年 （312年）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自291年的“八
王之乱”到“永嘉之乱”，直至西晋灭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
战乱频繁。生民涂炭，亡国败家，一片残破景象，大批名士在政治斗争中死
于非命。如何摆脱现实生活的苦难来重建一个正常的封建秩序。成为哲学家
思考的主题。郭象力图调和哲学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玄学内部不同派别的矛
盾，名教与复归自然关系的玄学主题。他作《庄子注》，来发挥自己的哲学
思想。对何、王、裴頠等人的玄学进行综合总结，形成了完整而宏大的“独
化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什么是世界本体的问题上，王、何贵无论主张“有生于无”，“以无
为本”，裴頠崇有论主张以有为本，认为“无”不能生“有”，“始生者，
自生也”。郭象接过这些观点，并加以绝对化，认为老庄之所以称道无，是
①
要说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他把“有”和“无”、“有”和“有”
对立起来，认为“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而为无矣”。他还说：
“有之不能为有，而自尔耳”。这就是“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
“有”。一切有物都是“自生”、“自选”的，正所谓“上知造物无物，下
知有物之自造”。天地万物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独
化”说就是郭象对世界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最根本的解释，
① 《庄子注·在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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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郭象哲学体系的核心。
郭象的“独化”论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如他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和
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
他认为“天地日月不运而行也，不外而自止也，不争所而自代谢也，皆自尔。”
他认为“天者，万物之总各也。”天不是造物者，也不是万物的主宰。万物
自生，没有造物主。从这个意义上讲，郭象的独化说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宗教
神学的“造物主”——上帝，也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根本否定。因此
有其合理的因素。
但是郭象认为万物不仅自造，而且自足，不需任何外界条件而孤立存在，
“无所待焉”，独生而无所资借事物的生成与存在既没有原因，也没有条件，
又不是造物者所造，只能“突然而自得”，“忽然而自尔”。那么，它究竟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郭象只好找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不分的“各无
而非无”的“玄冥之境”，说万物都“独化于玄冥之境”。“玄冥之境”似
无非无，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使郭象的独化论罩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郭象认为，天地万物就个体来讲是自造的、独化的，但就世界整体来讲
又是互不可缺的，完全和谐的。那么，这些自生、自造、彼此孤立存在的个
体如何达到和谐呢？这个和谐的世界秩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郭象认为是
“命”或者“理”，有时也称为“天理”。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或者说“独
化”，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唯在命耳”完全是“命”或“理”决定的。
所谓“命”或“理”是一种“无可奈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不得
已”的决定力量。这种“命”或“理”也是独化出来，“自然而然”的统摄
一切具体事物、规定世界秩序的、不可违抗的神秘力量。
郭象的独化论和神秘主义又导致他在认识论上不可知论。在他看来，任
何事物都是突然的独自生存变化，无因无果，“玄冥之境”是混沌不分的，
“理”、“命”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因此，“夫死者已自死，生者
已自生，圆者已自圆，方者已自方，未有其根者，故莫知”。他又认为，人
的本性也是独化的、有限的。人的活动能力和范围不能超出其本性。人的目
见、足行、心知只是一种本能的“任其自动”而不是主观的能动性。因此他
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而要通过
主观修养，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便可以“冥然自合”，而“得其枢要也”。
在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神秘的“冥合”中，“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混然与天
下为一”，可见，郭象的不可知论又反过来导致了十足的神秘主义。
在政治理论方面，郭象主张行“内圣外王之治”，主张“天为”。但他
所说的无为决不是“拱默而已”的无所作为，而是“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
他把顺其自然的“各用其性”的活动看作是无为，只要不超出本性范围的活
动就不算是有为。他说：“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
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
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他用顺其天理自然来调合有为与无为，是
达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和谐”，统治与被统治都是各
自的本性使然，就象工用斧、斧刻木一样合情合理。君主统治臣民是合理的，
“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应当以“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
臣”，这是合乎天人之道的。被统治者接受统治也是合理的，因此要“安命”。
要“各安其所司”、“各足于所受”、“各静其所遇”、“各安其所安”，
从而使贤愚贵贱，君臣上下各安其分，“天下无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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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还把仁义道德、纲常名教说成是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夫仁义者，
人之性也。”他反对把仁义道德看作外在因素的说法，认为仁义也是人独化
于玄冥之中的本性，服从名教是“天命之固当也。”
郭象的独化论发展了魏晋玄学本体论，使中国的思辨哲学发展到一个新
高峰。他看到万物本来就存在，用不着为世界寻找一个最终根源，这是人类
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的独化论体系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的，他的“玄冥”说有着浓厚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色彩，对佛教的传播、
对后世的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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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时期宗教唯心主义的盛行与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1）道教产生于我国东汉末年
最早的道教组织是于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
道”。初期道教是一种民间组织，活动于下层劳动人民中间，并与农民起义
结合在一起。虽然太平道曾奉《太平清领书》，五斗米道曾教人学《老子》
五千言，但那时的道教尚未形成系统的教义或宗教理论。其说教基本上还是
中国民间长期流传的“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语”，鬼神崇
拜等迷信活动的杂凑。汉末及魏，黄巾起义刚刚被镇压，道教曾一度受到限
制。晋以后，封建统治者对道教加以改造和利用，道教开始转变成为地主阶
级服务的宗教。南北朝时，道教在与佛教争夺地位的过程中，其教义、理论
和组织都逐渐健全发展起来。
道教的基本教义是追求长生不老，肉身成仙。它的神学理论主要是借用
了道家的一些唯心主义理论，同时吸收了部分佛教的宗教唯心主义理论为补
充。道教把“道”作为最根本的信仰。道是超时空的、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
东西。“道”生“元气”，元气生天地、阴阳、四时，然后化育万物。道教
把“道”加以人格神化，即“元始元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
总称为“三清尊神”。其中道德天尊亦称“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
这就是道教所尊奉的神。
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寇谦之和陶弘景等。
葛洪自号抱补子。生活在晋武帝太康五年 （284年）至晋哀帝兴宁二年
（364年）。其主要著作是《抱补子》，此外还有《神仙传》、《枕中书》、
《隐逸传》以及有关医药等方面的著作多种。在道德神学唯心主义理论方面，
葛洪主要是发挥了《老子》关于“玄”、“道”、“一”、“无”的观念。
①
他把“玄”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
“道”和“玄”基本上一样，都是“胞胎万类”，“范铸两仪”，生成天地
万物。玄与道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是看不见摸
不着的。即所谓“其本无名”，也就是“无”，“无”是根本，“有者无之
宫也”，“有”只是“无”的寄寓之所。玄道胞胎万类，但又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这就是“一”。“道起于一，其贵无偶”。葛洪认为“一”是最
真实的本体，因此又叫做“真一”。“守一存真”便是道教求仙通神根本途
径。只有经过“割嗜欲”“固血气”的长期修养才能守住“真一”，达到神
仙的境界。可见葛洪的“玄”、“道”、“无”、“一”完全是一种宗教神
秘主义的精神本体。
葛洪以堤和水、烛和火比喻形和神的关系，认为“堤坏则水不留”，“烛
糜则火不居”。这看来似乎与桓谭的形神论有些相似，但是葛洪强调的是炼
形养神，使神不离形，最终达到长生不死，肉身成仙。因此他强调“形须神
①
而立焉”，正象“有因无而生焉”。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神观。
寇谦之是北魏时期著名的道士。他假借“云中音”授“太上老君”新科道教
的名义，改造五斗米道，把张陵到张鲁的初期道教宣布为“伪法”，务必除
去，提倡新道教“专以礼度为首”，将初期五斗米道所包含的下层人民的互
① 《抱朴子·内篇·畅玄篇》。
① 以上均引自《至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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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平等思想抹去，代之以封建礼教。寇谦之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为
魏太武帝封为“国师”，但他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发展。
南朝陶弘景在道教史上影响很大。生活在刘宋孝建三年（456年）至梁
大同二年（536年），他热衷于政治，常接受梁武帝萧衍的咨询而献计献策，
被称为“山中宰相”。他还是一位科学家，在医药学，古代化学、天文学、
地理学方面都有所造诣。他的道教哲学著作有《真诰》一书，认为“道者混
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②
这是一套“道”生元气、生天地万物的唯心主义理论。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
序，他还按照世俗等级制度编制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然后又反过来
以此理论论证世俗社会贵贱高低之分的合理性。
（2）佛教产生于印度
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迅速盛行
起来。南朝梁武帝萧衍甚至把佛教定为国教。
盛行于中国的佛教是经过了一番吸收改造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刚刚传入
的佛教神学在许多方面能够补充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但是也与传统思想存
在着明显的矛盾，因而遭到中国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