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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贾谊进
一步指出人心对物的反映正确与否，要经过“参验”，即“观之上古，验之
当世，参之人事”。这样才能“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
因时”，才能“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这种“参验”的理论，是韩非
法家的重要观点，他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是对贾谊机械反映论的一个重要
补充。
贾谊坚持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他
并且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因果可循、条理可找的，政治家、思想家的任务就
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探寻社会发展的因果、条理，找出兴衰成
败的道理，以供统治者审疑定势，“备患于未形”、“治之于未乱”。他研
究历史的目的就是“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也就是汲取历史的经验教
训，供新王朝的统治者参考，以调整统治政策、措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和时代的要求，实现长治久安。他对历史持进化论的观点，《过秦论》突出
表现了他的历史观。他在这篇文章中客观分析了秦的兴起、强大、衰亡的全
② 《鹏鸟赋》。
③ 《鹏鸟赋》。
① 《鹏鸟赋》，转引自《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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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充分肯定了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进步性，指出秦国的强
大和统一中国，根本原因在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革新变法，“内立法度，
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结果；他充分肯定秦始皇“奋六
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结束了“近古无王”、“兵革不休”、“士
民罢弊”的混战局面，“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虚心而仰上”，
①
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甚得民心”。贾谊的这个总结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公
正的，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接着贾谊又总结了
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认为秦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区分开“守”与“取”的
不同统治术而不施仁义。他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
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上》）他批
评秦之暴政曰：“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焚文书而酷刑法，先
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
之，取与守不同术也。”这里所说的“取”，意思是得天下，也就是攻，是
进行兼并战争，因此必须通过诡诈和暴力；“守”则是巩固政权，单凭暴力，
是不能奏效的，而必须“施仁义”。也就是陆贾所提出的“马上得之安能马
上治之乎”的命题。在这一点，贾谊基本上是沿着陆贾的“攻守不同术”的
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了与陆贾有联系又不尽相同的社会政治思想与
治国方略。
贾谊政治思想的基点是继承发扬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特别是他
深刻考虑了强大的秦朝被人民起义所推翻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
了人民力量的巨大，为“民本”思想作了很好的注脚，使他得出了“与民为
敌者，民必胜之”的结论。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
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
①
谓民无不为本也。”他举战争的例子，说明民心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他指
出：“故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可见其民本思想是与其
唯物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他进一步提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
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坚信这是从古至今的一种必然性，也就是历史
的规律。
贾谊对民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他认为“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
之为言也，盲也。”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愚昧的。但是，“故惟上
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人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是不可欺侮的。“故
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这种认识虽有局限性，但在
那个时代已是难能可贵的进步思想。
基于对人民力量的上述认识，贾谊分析秦代速亡的原因在于不施仁义，
暴虏天下而失掉民心。他告诫新王朝的统治者“守成”必须用“仁义”。所
谓仁义主要是安定人民生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认为：“凡居上位者，
简士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也就是说聪明的统治者对待人民应
该尊重、宽厚。他还引用管仲的话说：“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
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至今，未这尝闻”。这种足民
然后才能治民的主张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政治观。
① 以上引文见《新书·过秦论》。
① 《新书·大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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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所处的时代为汉兴二十几年后，情况与陆贾所处的汉兴最初几年不
同。贾谊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张“有为”的政治，认为无为只能是暂时的过
渡政策，时间久了会导致“不敬”、“无等”、“冒其上”等社会问题。因
此他主张放弃“无为”之术，把行仁义和用礼制结合起来来维护封建等级秩
序，强调了礼制的重要性。他着重论述了礼与法的关系：“夫礼者禁于将然
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
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
①
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所以礼是道德教育，
它可以使“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
也。”礼又有保民的作用，能够“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他认为只要仁义和礼制结合起来，国家就可以稳固，社稷就可以安定，等级
秩序就可以保全，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贾谊强调仁义礼制，认为礼义可使“民和亲”，刑罚能使“民怨背”，
因此礼制胜于法制。但是他又认为法制也是统治者手中必要的武器，不能完
全放弃。“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就
像一个善于屠牛的人，屠刀的锋刃要顺着肉丝割，遇到大骨头就非用斧头不
可。如果对大骨头也不用斧头而用刀锋。那刀锋就要受损伤。所以他主张礼
法并用，以礼为主，各适其度。他针对当时诸侯王势力滋长强大危及中央集
权的情况，及时指出必须及早采取措施，削弱诸侯势力。他建议文帝先用表
面上的“仁义思厚”，允许诸侯把国土再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原来的大国
分化为小国，叫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用“分而制之”的办法来
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但是仅用仁义笼络的办法还是不够的，对那些搞独立王
国，图谋叛乱的诸侯王，必须用“权势法制”这把板斧，实行“割地定制”，
化大为小，化整为零，使“下无背叛之心（实则无力——引者），上无诛伐
之志”，做到“法立而不犯，令心而不逆。”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象伸展
手臂、手指一样自如地控制诸侯王了。贾谊能够认识到仁义和法制都是一种
统治工具，是很深刻的。他对“削藩”问题的建议也是很有远见的。到景帝
时实践了他的这些主张，对巩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贾谊的思想成份比较复杂，他重仁义礼制，又肯定权势法制的必要，他
大设道德六性，又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可说儒、道、法、阴阳兼有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颇通诸子百家书”。他的思想不是对某家思想寻
章摘句的简单继承，而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他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立论依
据的。但他思想的主导面毕竟是行仁义、重礼制，因此，从思想体系上看，
应该说是以儒家为主而兼采道、法、阴阳诸家。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唯物
主义的，并且把先秦朴素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从陆贾到贾谊的思想，反映了汉初20多年社会情况的变化。陆贾提出“仁
义”和“无为”相结合的主张，奠定了汉初统治思想的基调，与汉初休养生
息的黄老政治相吻合。贾谊后陆贾20几年，国情有了一定变化，贾谊继承了
陆贾仁义治国的基调，放弃了“无为”的一面，主张有为，强调礼制，加强
中央集权，这是符合地主阶级建立封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趋向的。
但是，汉初崇尚黄老的开国重臣还在，无为政治仍在堆行，他的改革主张未
① 《汉书·贾谊传》，引《治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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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完全采纳，虽然文帝对他非常赏识，但他还是被排挤出朝廷，悒郁不得志，
33岁便英年早逝。当然，他的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预示了后来封建统治思想发展的方向，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从陆贾到董仲舒
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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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自秦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后，秦汉统治者都在积极寻
找与之相适应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思想武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七八
十年，几代人的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
从此定为一尊，成为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里面有深刻的政治
原因、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
从经济上看，汉初经济残破，高、惠、文、景四朝用黄老之术、行休养
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力行节俭，对外礼亲退让，不兴兵戈，鼓励发展生产，
经过60余年，到汉武帝时，国库充盈，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国家财力
强盛，以前无力兴办的事业现在可以办了。从政治上看，自秦始皇建立统一
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但没有稳固下来就被推翻了，汉承秦制，略有损益，
但是汉初政治局面是不稳固的，高祖时有异姓王的威胁，文景时刘姓诸侯王
割据势力的发展，直到景帝削平了吴楚七国之乱，又陆续削夺诸侯王的爵位
和封地，到汉武帝行推恩令，王国问题才得以解决。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巩固，
政治上真正实现了有效的统一。
在经济强盛，政治统一的新形势下，思想统一的问题也亟待解决。秦曾
经试图以法家为主，禁百家之书，焚书坑儒，进行了思想专制的第一次尝试，
结果失败了，汉初接受秦朝的教训，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起到了缓和
阶级矛盾，治愈战争创伤的作用。到汉武帝时情况变了，柔弱的黄老思想已
不适应于强盛起来了的大汉帝国了。为了维护汉朝长治久安，亟需建立一种
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思想体系。董仲舒适应这种要求，建立了以阴阳五行
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家体系。汉武帝选中了它，并定为一尊，终于
为封建统治阶级找到了合适的精神支柱。
董仲舒，广川 （今河北枣强县）人，生活在公元前179（汉文帝元年）
到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大初元年）之间。他早年就研究《春秋》，汉景帝
时曾当过博士（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他设帐教学，专心致志，攻读
儒家经典，“三年不窥园”。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