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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套汇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群，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出口的机构。姜钟撒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白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泰行全部套汇暗帐。姜钟磷生怕大难临头，赶忙到处托人说情，最后主动交出十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
比如，在抛售金条那一天，吃进金条最多的一个户头，竟是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为老头子的银楼老板。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这个老板连忙打电话找来这个处长。结果，金条是退还了，但是，人不许带走。
又如，有家子套汇生意的私营电台，其后台老板居然是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家电台后，稽查处找借口反抄了“源通行”的电台，以示报复。
类似这种依仗权势挟嫌与诬陷报复的事，当时层出不穷。所以，当时任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才半年的李立侠先生，在大金钞案处理过后，对整顿金融、控制物价彻底失去了信心，愤愤辞职而去。
到了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利害，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通过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滩上神通广大的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杜月笙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接到电报，他与身边的几个智囊人物商量了两夜，大家都认为只有停止内战，修养生息，严格吏治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如此之观点是不可向蒋介石提的，他便耍个滑头，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他想，对于老落这样的家法，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肝胆相照的。
蒋介石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复电很不满意，又来电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想敷衍一下看来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围地找了一批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做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杜月笙很得意，沿逢孔祥熙来上海，孔祥熙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杜月笙的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货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立项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了呢？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月笙头上。他认为，杜月笙不是存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
杜月笙虽大叫冤往，但蒋介石却根本不听辩解。
一着不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蒋介石想用这剂强心剂，来挽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月笙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月笙很担心，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请他到南京，是在打招呼，要他帮忙。可经济的运行自有它本身的规律，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又如何能扭转呢？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不客气地开始上涨了。
蒋介石眼看不行便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
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芳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便统率“勘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广事收查敢于违抗命令，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且说蒋经国刚到上海滩时，准备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他的表兄孔令侃。
这孔令侃，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的势力横行不法，虽然年轻，但他的扬子公司做黑生意却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的。为此，蒋经国临行前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甥。
这个消息传来，孔令侃有些惊慌，便决定请蒋经国吃饭，想当面拉拉言语，但蒋经国却拒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提出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介石立刻通知蒋经国另行选择对象。
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小蒋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月笙的身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来以正视听，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
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为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能在他身上找出什么毛病。
但是，蒋经国却在杜维屏的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做着上海证券交易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沙厂股票2800多股，没料到，蒋经国便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他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逮捕后，杜公馆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手下人都纷纷出谋献策，要他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杜月笙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海上闻人”。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方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一番开场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
“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正在那守着，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随月笙去开开眼界！”
说完，他率先离座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一批记者也随之而去。
杜月笙后发制人，把孔令侃又推到了蒋经国面前。
蒋经国原就想办孔令侃，但因宋美龄阻拦，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0月1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国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
对于蒋经国这一手，孔令侃自有对付的办法，他一个电话，把“状”又告到了小姨妈来美龄那里。宋美龄听完电话，二话不说，乘上飞机，直奔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龄把蒋经国叫来。可是尽管她从中斡旋，双方却谁也不愿意退一步。闹到最后，孔令侃冷不相冒出一句话：“逼急了，狗也要跳墙；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听了这句话，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当天，她立刻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月8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了口气：“我来和他说说吧。”
第二天清早，当蒋介石与蒋经国共进早餐时，蒋介石对儿子说：‘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
“爸爸，这？”蒋经国还想说什么。
蒋介石摆摆手，“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这番话虽然使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却也使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
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快快离开上海，经济管制就这么失败了。
再说杜维屏，所具的罪名不过是个所外交易，我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实在太多，便只好将他送到法院勉强判了8个月徒刑。杜维屏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6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但是，杜月笙还是极为气愤。蒋经国走后，他到处发牢骚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摔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
国民党政权时期，帮会势力的滋长和兴盛，是蒋介石长期以来推行流氓政治的产物。国民党一手培植起来的帮会势力更是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权者对帮会的压制和取缔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统区政治危机的加深。
首先，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制约了受某一派别控制的帮会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帮会政党或社团，否则将造成派系力量对比的失衡。其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不能容忍任何非国民党控制的或者是反蒋的帮会组织的合法存在，否则有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独裁统治。最后，为了集中全力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那些无政治背景的严重扰乱国统区社会治安的帮会组织也必须取缔，否则会引起后方不稳和混乱。
必须指出，国民党对帮会势力的压制和取缔也不是绝对的，为了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对于甘愿听从他们驱使的地方性帮会势力，在时常打击的同时，当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利用。
旧中国教父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五章
做为大事的杜月笙，位居众人之上，向来说一不二惯了，而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包括“老朋友”蒋介石的不断打击，当然是火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便想方设法地捣乱，以达到出口恶气的目的。
1946年11月29日，由于寒流提早南下，天空明惨惨的，西北风刮过马路，卷起片片枯黄的落叶，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紧绷着脸，仿佛要对老天爷喷发满腔的怒火。就在这时，只见坐落在金陵路上的黄浦警察分局门前，挤满了约三千多个摊贩，把个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市民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摊贩聚在一起。上前一打听，原来摊贩们不是来这里设摊， 而是赤手空拳， 排成队列成行，挥舞拳头，对着警察局愤怒地高呼：“撤销取缔摊贩的决定！”“我们要吃饭！”
1946年7月，上海市政会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从8月1日起，黄浦、老间两区的摊贩必须停止营业，以免“有碍观瞻”和“有碍交通”。当时，随着工厂纷纷倒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