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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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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
后,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
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
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
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这一点,刘少奇
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
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迟
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
“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
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
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
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
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
“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了,
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6月1日以后,
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
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
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
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
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
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时
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
其为难的境地。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
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
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
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
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
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
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
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
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
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
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
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
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
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
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
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
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
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
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
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
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
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
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
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
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
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
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
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
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
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
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
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
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
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
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
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
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
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
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
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
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
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
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
“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行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
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
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
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
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
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
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
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
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
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
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
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
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
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
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
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
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
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
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
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
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却在当日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
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
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
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
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
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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