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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国藩此时已成理学大师，完全没有了办团练之初的草莽，甚至连草莽冒险的进取心、血性、锐气一同丧失干净。圆熟与世故，让他的军事思想由攻转防。
总结了僧格林沁猛攻导致失败的教训，他提出自己的战略部署：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四省十三府重点设防，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他在战区坚壁清野，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有良民证的不问，没有良民证抓到立即法办，试图从细胞里瓦解捻军。
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试图借这道“新的长城”，将捻军困死。
但这边堤墙工事还没修好，捻军大部队已经快马加鞭，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挺进到清兵薄弱的山东。
山东是北京的天然屏障。朝廷内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文官们质问：刚刚剿灭18省太平军的湘勇优秀统帅曾国藩，剿捻已经两年，只能剿出这点水平吗？不敢相信。
有官员直接弹劾他，说曾国藩“自污”，就是故意装无能。
曾国藩自知理亏，怕污点伤及名誉，出来回答质疑：“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趁机提出隐退。向朝廷请半年病假，没批准；又请求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仍没批；最后他请朝廷削掉自己的封爵，还是没批。
清廷开始拿曾国藩头疼起来。用不得，骂不得，罚不得。他早说了不来的嘛，他打不赢，你不信，现在理反倒站到他一边了。军功如此显赫的侯相，主动申请削掉封爵，是摆老资格，谁敢真动他？谁动谁威信扫地，等于自残。批准请假吧，又没人顶他；以散员留军，更是烟雾弹。
清廷哑巴吃黄连，反复权衡，只好临时换帅：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剿捻钦差大臣”。
李鸿章行吗？朝廷没底。但有一个人让朝廷有底。
左宗棠。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朝廷防湘勇统帅防得厉害，担心曾国藩与左宗棠结盟。现在战争已让曾国藩走开，朝廷第一个想到要将左宗棠请进来。
但这只是朝廷的想法。
左宗棠对战争开始敬而远之。战争以屠杀敌人为职业：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是“毒天下”，不得已而为之。
左宗棠的兴趣，在办事、搞建设。
早年湘水校经堂传授的“经世致用”教育，已经深入他的骨髓：青年时期在湘阴农村，他实践农业科技，研究的是科学种田；现在做闽浙总督，治理福建、浙江，他对工业科学再次投入了极大的兴趣。
工业科学如何去践行？左宗棠想到，得在马尾办一个船厂。
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规划了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作为中国第一家军舰生产基地。
配合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创办“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
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主设造船专业，意在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可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也称“英语学堂”，意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专业为驾驶，后又增设轮机，下设英语、地理、 航海天文、 航海理论学等课程，优等生可选送英国留学。
开办福州船政学堂，用左宗棠自己的话说，“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
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12月23日开局招生，严复以第一名被录取。
作为主体的福州船政局制造新式兵船、炮舰，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造船企业，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左宗棠筹来47万两白银做创办经费，马上动工。他规划：以后常年经费从1866年11月起，由福建海关月拨五万两，养船经费则由福建省厘金局（相当于今天的税务局）提供。
这是洋务运动大潮中的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左宗棠因此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就在左宗棠满脑子规划中国未来船厂时，捻军大乱。他的洋务计划跟着被打乱。朝廷一纸命令，左宗棠被召唤，从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走下来，直奔平捻前线。
左宗棠有点依依不舍。毕竟，自己刚刚打下的福建、浙江，经战乱后百废待举，船厂才起了个头，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怎么搞，洋务怎么弄，他才理清思路。
不能抓全局，就抓重点建设。左宗棠想：船政大业是百年大计，决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接替自己的新任闽浙总督叫吴棠。吴棠为人怎样、办事如何？会支持船政局，还是会反对？左宗棠没底。自己与吴棠平级，无权管理，万一吴棠兴趣不大，或者反对，一纸文件下令将福州船政局关了，就可惜了，自己人走政息，白搞了。
左宗棠得马上找个船政大业的接班人。这个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能完全听命于自己；二、熟悉情况，是福建本地人；三、言必信，行必果，有非凡的执行力。
环顾中国官场，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找谁呢？左宗棠将人物在脑海里逐一自问，一个名字突然跳了出来：沈葆桢。
沈葆桢，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人，生于1820年，比左宗棠小8岁。左宗棠想到他，中间还有层特殊关系：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16年前，林则徐约见左宗棠，湘江夜话，以新疆事业托孤。现在，左宗棠就要去完成林则徐未竟的大业，对他的外甥兼女婿，以船政事业托付，这一切不是太好了吗？
沈葆桢自己的想法怎样呢？左宗棠没底。他决定当面谈，因为沈葆桢就在眼前。
沈葆桢与李鸿章是“同年”，因在江西抵抗太平军有功， 1861年被曾国藩向朝廷举荐，做上江西巡抚。
但就在巡抚任上，母亲突然去世，沈葆桢回福州老家丁忧。
怎样才能让沈葆桢出山？左宗棠根据自己青年时代被张亮基、骆秉章请出的方法：亲顾家门，现场邀请。
第一次光顾“沈庐”，左宗棠热情高昂，亲自到福州宫巷请沈葆桢出山。不想热嘴吃了冷豆腐，沈葆桢只一个劲地推脱说“重孝在身”，不能赴职。
左宗棠拿不准沈葆桢是不是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诚意，那就充分表达诚意试试看。不久又马上第二次光顾“沈庐”。不想又白去一趟。
回去后，左宗棠看明白了，沈葆桢要的不是自己的诚意与姿态。
那他要什么呢？
经过一番换位思考，左宗棠想明白了：沈葆桢有许多难处，最主要担心受吴棠制约，办不好事。
对症下药，自己先帮他扫除掉这些障碍，再请出山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左宗棠立即着手办两件事：
一，向朝廷上奏折，申请将福州船政局升级为朝廷直管部门，不归闽浙总督管辖，“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
二，命令胡雪岩准备好办船政局需要的银子，而且以后船政局凡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全部由胡雪岩负责解决。
第一件事很快又来回应，朝廷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申请，当即下发了圣旨。胡雪岩经商事业正如火如荼，当即向左宗棠保证资金到位。
左宗棠带着圣旨“三顾沈庐”，对沈葆桢宣读：“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
沈葆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左宗棠送的这个“大礼包”太突然，诱惑力很大：政府优惠政策有了，钱也不要自己发愁了。于是答应下来。 1867年二月初一，朝廷根据左宗棠的汇报，下旨令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就这样，沈葆桢服期还没有满，就正式出任了“福州船政大臣”。
船政局掌舵的人选落定，左宗棠松了口气。通过诚意感化与政治智慧运作两手，他如期达到了目的，也相信请沈葆桢是找对了人：“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找好了船政大臣接班，左宗棠接令再去剿捻。
他想起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事业托孤，西北对中国更重要。
1867年3月，左宗棠统帅楚军，挥师出发平捻。
捻军这时又有了新变化。原来是一个整体军队，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在1866年10月已分为东、西两部。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
左宗棠负责剿灭西捻军，东捻军由李鸿章负责。
到潼关后，左宗棠酝酿了一个平捻的计划，取名“兜剿”。
当时，捻军主要集中在西安以北的富平一带，南有渭河，北有北山，东有洛水、黄河，西有泾水，自然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的天然封闭圈子。
但捻军的作战风格与太平军完全不同，战争的发展不断超出左宗棠的预算。因北山一带的防兵过弱，被西捻军突破，“兜剿”计划失败。
捻军也不像太平军跟楚军搞阵地战，他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左宗棠始终无法抓住它的主力。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这些。楚军在陕晋边界与黄河沿岸打捻军，却意外冲出一支回民武装，完全转移了楚军的注意力。捻军大股，趁机顺利逃到黄河西岸。
要防止捻军过河，楚军被逼由进攻变成了防守。左宗棠想，军队过河需要渡河工具，没工具他不担心。但南方人不知北方气候，左宗棠失策了。
12月22日晚，突然刮起南风，黄河水冻结成坚冰，捻军踏冰顺利过河，杀进山西。
山西全省震动了，北京感觉到了威胁。朝廷惊恐，当即给左宗棠下达严重警告，“着交部严加议处”。左宗棠自己又急又气。
楚军自出来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哪里遭遇过这种耻辱性的大失败！
“南方牛”碰到了“北方马”。捻军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楚军气势跟胆魄完全失灵。追赶灵活诡异的“滑捻”，他有点沮丧，心急火燎跟着捻军沿黄河后面追。
好不容易追到山西，捻军不知何时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河北了。
河北距离北京城，也就一步之遥了。朝廷上上下下吓得跳起来，对左宗棠作了他带兵以来最严厉的批评，又下死命令：只要北京出了问题，“唯左宗棠是问”！
左宗棠自尊又自负，哪里受得了这种气？逢难必挺的他，第一次被逼得想到自杀。
与此同时，李鸿章负责剿灭东捻军。自取代曾国藩，他用离间计，打了许多胜仗。李鸿章安徽人，对捻军习性了如指掌，战场节节顺利，杀了对手几万人，到1868年1月，活捉了东捻军头领赖文光。
东捻军已灭，不想西捻军却进入河北。
慈禧太后紧急召集军机大臣开会。指出：西捻军5万，已经打进定州了。左宗棠的楚军干什么去了？是拿左宗棠开刀的时候了，要革职，夺了他的花翎，脱去他的黄马褂，留在任上，戴罪立功。
紧接着又安排：令李鸿章火速回师北上，保卫北京。
军机会议才开完，直隶总督官文（1867年11月29日新上任）发来紧急奏折，称捻军已经进犯了保定，先头的侦察兵，已经有一股出现在北京卢沟桥一带。
养心殿会议室里，刹那间一片死寂。
儿皇帝同治坐在慈禧前面，第一次发话。他一张口，叫人心惊：如果左宗棠将捻匪放进北京了，就咔嚓一下砍了他的脑袋，让那些不卖力打仗的人看看！
慈禧太后一惊，目示他不能乱说。皇帝开金口，命令不能改。她马上补充一句，看来对左宗棠还不能马上就重罚，楚军是他的，杀了他容易，指挥楚军，就难了。
左宗棠的脑袋，此时成了朝廷手中的西瓜。捧起还是切掉？全看朝廷胃口。
朝廷决策者们商定：左宗棠杀不得，得换思路，恩威并施，既罚也赏，对左宗棠与李鸿章挑明，谁灭了西捻，就重赏谁。
这时，朝廷的精兵、重兵，集中赶来，保卫北京，周围达10万之多。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5万人马还在河北、北京一带穿梭，如入无人之境。朝廷大小官员，每天又惊又怕，捧着脑袋睡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提走。
朝廷见重赏不行，又来硬的了，再次处罚左、李，并下令：限期一月，将西捻军全数歼灭。
歼灭自然是一句空话，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天才，一直在卖力的统帅，能歼灭早就歼灭了，不用你催。但不能歼灭，不是左宗棠无能，而是朝廷自己军事安排制度出了问题。左宗棠看出来了，他抱怨说：“数百里内，大臣三，总督一，巡抚三，侍郎二，将军一，如何统御？”大佬扎堆，谁也不会听信谁，谁也无权指挥谁，朝廷不将关系理顺，大佬们无法发挥，只能带着一身本事等死。
跟西捻军作战，成了一场无期徒刑。
到底责任在谁呢？慈禧太后当然不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