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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Ⅱ．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氏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 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他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 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 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舰，10万将士）。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之所以延续10 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方面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希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 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明智的决断和 经济资源（Ⅱ．l3）。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氏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历史 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所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绝不 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记 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 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 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难弓1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 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1．22）他就是以如此严格批判的原则处理史料 的。因此，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他不辞辛苦地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 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也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 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史料。l877年出土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 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 时，就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Ⅲ．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 （Ⅷ．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的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Ⅶ．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 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9其共呼吸。修昔底德还巧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 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1．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9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 （Ⅱ．37…42）；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9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1．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 艺家和修辞学家为增加文字的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 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Ⅱ．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 数万将士一败涂地，全军覆没（V1．30…31，Ⅶ．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这些演说词大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氏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 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 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1．22）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 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 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一样。修氏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的 影响。
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书编撰体例上较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当 然，修昔底德的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修氏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 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在悲剧上演时，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者要加强动作的力量、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 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来表达出来的。
从罗马史家中的萨鲁斯特、阿里安、塔西佗等，中古拜占廷史家普洛科匹阿斯，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历代研究者普遍注重军事和政治的记述，而修氏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一直受到西方史学界广泛的雷视．
方 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需要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国内有些学者常常指责修氏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作具 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 力欲、虚荣、贪婪等具体内容的。修氏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作过比较集中的阐释（Ⅲ．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 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恶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末闻的暴行。 其表现在：〃夺取政权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阴谋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 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 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动。当然，修氏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 遏止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 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 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有些学者则盛赞他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已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 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实际上，修氏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a），伦敦1980年版，〃Thucydides〃条。
参见徐松岩、李电：《修昔底德和平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参 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5页。 ．参见《劳易h古典丛书》，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4卷本，英译者c．F．史密斯（Smith）．以下简作〃斯译本〃＇序言．哈佛大学 1977～1980年断第1R面笔，寓褒贬于叙事。这是考察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 演变作一简要分析。众所周知，公元前7世纪末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 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且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 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 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 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70…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 典国家机构强化的集中体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 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 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集体的奴隶主，集体的统治者。修氏在他的著作中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 （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11．63，65；Ⅵ．85），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 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对于 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同时，他对于民主政治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 统治阶级或公民集体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亚里士多德：《雅典 政制》（Aristotle．TheAtherdan Constitutions），XXIV．1～3。
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 乎有了一个比以前都要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民众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 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Ⅷ．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 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作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 影响。其实，著名史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就曾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