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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划的大区域以水道为中心，水道即是其贸易运输的路径。位于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交会处的广州、上海、武汉，以至于天津，都于较晚近成为重要都市。但是，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达不到外商的高期望。中国自北到南跨越了从加拿大到古巴的纬度，大体上却只维持自给自足。我们往往忘记，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也在纽奥良市和苏伊士运河的温带纬度上，珠江上的广州却越过南回归线，和哈瓦那与加尔各答的纬度相同。
中国这个次大陆虽然庞大而多样，却不同于欧洲而始终只是单一的政治单元体。因为中国被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所维系，这种方式和体制的根源比欧美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断的历史背景也比欧美的长久。
人类与大自然
不论那一种民族的、文化习性的文明特质，到了中国，就被明显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吸收、滋养、制约，并且受限于中国土地与土地的使用形态。举一个例子，自新石器时代（一万二千年前）到现今，华北的人们就在西北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哩细质黄色的风成土地上掘穴而居，有的深达将近五十公尺（见地图3）。黄土的垂直劈裂特性正适于掘穴。现在仍有数十万人以掘入黄土崖壁上的洞穴为家；这种穴屋冬暖夏凉，只在地震发生时会有危险。
遇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和其它的早期民族以及拓荒时期的美国人一样，把树木都砍掉。随之发生的土壤冲蚀，千百年来改变了表面地形。冲蚀也是至今仍存在的大问题。黄河的风成黄土沉积，在山西省与大海之间形成一个宽广的冲积平原，沉积的情形仍持续中。最能使人领会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多么无用的，莫过于眼看着黄河那涡动的咖啡色洪流大举而下，拍着土堤，掀起六、七公尺高，冲过距海三百多公里的拥挤平原；同时心里明白，这黄褐的巨流正不断冲刷淤泥，要把河床积得比周围原野还要高，直到人类的疏忽或神祇旨意让它冲破堤岸，把平原淹没。
森林滥伐、土地冲蚀、洪水泛滥都是人力防洪治水的时候遇过的问题。中共近年来的措施即是，在黄河流域造林以及筑堤拦阻支流。过往朝代的中国君主，每逢泛滥期都得全力迎战华北平原的泛流。至于在史前时期，平原被淹没的问题倒不大，难的是要在平原最初的沼泽状态中进行开垦。为了排水、防洪、灌溉，各种控制水的技术都发展出来。一代代投注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力使它成为现有的模样，有堤堰卫护，有运河穿越，有足迹踩出来的路，有溪流井水灌溉，偶或有旧坟地在一丛丛树中。这些都从前世传给了后代子孙。
近代中国承继来的土地几乎全部用于生产供人消耗的粮食。严格而论的固有中国领土（不包括蒙、满、藏、回疆）负担不起饲养牛羊为粮食的生活（见下节），能使用的土地十分之九耕种作物，只有大约百分之二供放牧牲口。美国已使用土地却仅有十分之四供栽种作物，几近一半做了放牧草场。
密集农业隐含的社会意义，可以极明显地在稻米经济上看出来，而稻米经济正是长江流域及华南各地生活的主干。稻子播种长成秧苗的第一个月通常都留在秧圃里，这期间干的田里栽种副作物。作物收成后，稻田灌水、施肥、犁土（以人力锄或借助于水牛），以备插秧。至今插秧仍大半靠人的双手来完成，一列列的插秧者必须弯着腰，一步步向后退着踩过每一畦湿泥深及脚踝的水田。这种世界上最劳累筋骨的工作，全中国的水田里都得做。等除过草，稻子长成，田里的水排出，就该收割了。收割也大多是靠人力。在具有无限量供水和人力的条件下，同样一块土地改作任何其它用途，大概都不可能换回比种水稻还多的收获量。按此情况看来，土地的经济价值高于人力。也可以说，好力气有的是，好土地却不然。中国农人欠缺可从事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和资本，只得专注于密集、高收成、手操作的农艺，而不理会大范围机械化的农业了。
在小片农地上使用大量人力和肥料，也引来一些间接的社会影响，因为稠密人口和土地密集使用成为相互依存的现象，彼此都需赖对方而存在。稠密的人口是密集使用土地的动机，也是密集使用土地的手段。这种经济形态一旦确立，就会具有惯性动力而一直持续下去。大伙人辛苦劳动变成公认的定规，为节省劳力而改革发明只是例外。早期曾有推动现代改革的人想引入机械，总是遭到人力既得利益的阻挠，因为从短期看，机械似乎是要与人的手和背脊竞争。也因此故，铁路曾被指为剥夺赶车夫和脚夫的生计。节省劳力的发明根本是吃力不讨好。
人口与土地这种不利的均衡还有另一层含意。人口增加的压力迫使许多农人后来改种有商业价值的作物（如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这使得土地的报酬率增加了，但每人每天报酬率并没有变，这乃是求生存的策略，黄宗智（Philip Huang，1990，1991）称之为「复旧」（involution），许可相当程度的商业化出现，但不至于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也不让中国农人摆脱仅堪糊口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态——适应有形的环境，从许多方面影响到文化。大冲积平原上的生活从来都是艰苦的，「好坏皆由天」是古来的俗谚，耐苦的中国农民听任天候的摆布，阳光雨水都靠老天施予，而且不得不对干旱、洪水、瘟疫、饥馑等自然灾害逆来顺受。这与欧洲人的遭遇呈明显对比，欧洲地形多姿多彩，西欧这边的人，不论是在地中海畔或内陆地方，都没有供水不足之虞。在农耕之外，愿意的话，还可从事狩猎或捕鱼。海运商业自古就是西方经济中一个要角，为商业目的而做的探险发明，成为西方人克服大自然之战的一部分。
东西方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不同，一向是这两种文化间的一个明显对比。西方文明中的人是一切的中心，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不是中立的背景，就是与人对立的。因此，西方的宗教给神赋予人形人性，早期西方绘画也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若要说明东西方的差距有多大，只需比较一下基督教与佛教之中的冷静客观性，或是比较一下宋代山水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画作，宋画中的渺小人形与山崖河流相形见绌，后者之中的自然景物则是画完人物才想到要添上的东西。
由于生活与家人和邻居的关系密切牵扯，中国人习惯了团体重于个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经验自最初务农的先祖时代起至最近前不久几乎没什么不同。带来改变的是航海者、拓荒者、都市创业者等等近代的个人主义者。自己一个人的房间——较高生活水平的表征，在西半球得来也比在拥挤的东方容易些。故此，中国研究方面有一个概括之论：个人不但融入大自然，而且被社会集体所同化。
如今，中国社会集体与其周遭美丽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已经被现代化破坏了。化学药品与工业排放物污染了水，以未冲刷的烟煤为燃料也污染了空气。以年轻人占大多数且寿命逐渐延长的人口在成长中，一、二十年之内不会减下来。在此同时，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加上道路、住宅、设施的兴建，正在渐渐摧毁可耕土地。全世界最大而人口最密的国家正步向一个非赖极大集体努力不足以挽救的生态梦魇。
村子：家族世系
了解今日中国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从人类学上着手。人类学注视的村庄及家庭环境，现代中国才刚开始挣脱。即便到了今天，中国人仍是大多数务农，多半在村子里生活，住在以土砖和竹枝或刷粉篱笆墙、石头造的房舍里，里面的地板是土或石子的，窗户糊纸而少用玻璃。些微的收入通常有一半耗在粮食上，宽敞的居处乃是一种奢侈。一般农家每三人共享一个划成四部分的小房间，有时候，一家两、三代不分性别同睡一张砖炕，华北的炕多是从邻近的炉灶通管于过来烧暖。人们很少吃得到肉。绝大多数的事务是以人力代机器做的。
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欧美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恶劣的民生条件下还能够保持十分文明的生活态度。道理其实在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每一家庭的各个分子在这些制度下，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渡过人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事变化。以世上的社会现象而言，这些制度和模式都属于最古老最顽强者。中国由此而始终是家庭制度的堡垒，从其中既得到力量也养成了惰性。
到相当晚近，中国式家庭一直都像一个小宇宙，像是袖珍型的国家。家庭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以家庭为社会单元和责任承担者，并不按个人计。家庭生活灌输的孝道观念，乃是忠君服权的养成初步。
看一看传统家庭内的威权模式，即可明白家庭调教孝子为顺民的功能。父亲在家里是权威至上的专制者，主宰家产与收入的运用，子女的婚姻也由父亲做主安排。对于父亲，子女既敬爱又惧怕。敬老观念使这种情感有增无减。老人体力虽衰退，智慧却相对地增长，只要这位家长脑筋没胡涂，就绝对有资格统领全家。依法父亲可以贩卖子女，甚而可以将行为不端的子女置死。其实，中国的父母亲天性上、惯例上都特别疼爱幼小的子女，对子女有养育的责任与受报答的权利。但是如果做父亲的愿意对子女暴虐，法律和习俗都不会约束他。
老式家庭不仅是长尊幼卑，而且重男轻女。甚至到了今天，中国女婴似乎总比男婴易遭杀害。女孩子的婚姻由他人安排，而且与爱情无关。怯生生的新娘子离开了自己的家，立刻变成听婆婆摆布的媳妇。她可能要和丈夫的侧室或小妾共处。如果她没生儿子，丈夫娶妾的可能性就更大。丈夫可按许多名正言顺的理由休掉她。若是丈夫死了，她却不能轻易再嫁。这一切都反映了一件事实：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地位．她的劳力都投注在家务事上，不能带来收入。农家妇女几乎全是文盲。女人没有财产权，即便有也非常少。
妇女社会地位低仅只是中国整套社会规范等级分明的一项证明。中国自古就把世界看作是「阴」、「阳」这两个互补互动元素的产物。凡女性、隐暗、柔弱、被动者都属阴，而男性、光亮、强壮、主动者都属阳。虽然男女都是必须而且互补的，但有一个天生就对另一个被动顺服。基于这种思想意识，代代相传的男性道学家就研究成功一套女性应有的顺从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使女孩子自出生起地位就低于男孩子，使妻子从夫、夫死从子。中国向来不乏个性强的女性，她们若要主宰家庭通常是用间接的法子，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
儒家学者所说的「三纲」，乃是确立人伦的典范。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令主张人人平等的西方人注目的是，三纲之中有二纲是在家庭之内的关系，而三者都是主从关系。西方生活中常造成母亲专权的母子之伦，在中国自然也很重要，但并未在理论上提出来强调。
父亲看见儿子开始有个性开始独立，可能会担心儿子的自私任性会扰乱全家。母与子或子与媳之间联系太亲密的话，维系全家及父权的垂直忠贞关系又会遭到威胁。乔纳森·奥柯（Jonathan Ocko，见Kwang Ching Liu 1990）的总结是，妻妾乃是「躲不掉的破坏稳定之要素」，能带来子孙，却不免给儿子服从父亲的关系带来威胁。
古代中国之维系，除了靠效忠家庭的观念，也有赖地方上士人的共同经验。而士人是自小就投身研读并遵行经书古训的读书人，严父慈母合力督促年少的读书人将心神专注于自制与压抑轻浮冲动。按姜·萨里（Jon Sarri）有关十九世纪晚期上流阶层童年之研究（1990），青少年的调教以服从为第一要务。男孩子一旦步入青春期，父母就不再对他表露亲爱之态，取而代之的是以养成恰当人格为目标的谆谆训教。
中国传统式家庭制度十分有助于人们接受在家庭以外体系中类似的相对地位，例如，在政府官位阶级制度中的身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将中国描述为「家庭主义之国」（familistic state）。身分地位有序的好处之一是，人们很自然地知道在家中在社会上该如何自处。人晓得自己如果行为合乎自己的身分，他人也会按其身分对待自己，从而可有安全感。
在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套上兄姊伯姑姨舅内外祖父母等西方人永远搞不清的亲族关系。各辈亲戚不但称谓比西方社会的明确，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