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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回乱，一八二六——一八三五
贸商从新疆古代丝路上的绿洲城市出发后，需越过帕米尔，尤其是喀什噶尔与葱岭以西的浩罕国这一段。十九世纪初叶，这儿的边疆出现了危机。研究中亚的约瑟·费莱辙（Joseph Fletcher，见CHOC 10）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或其它早期宗教领袖后裔的家族，对百姓影响力很大。清朝于一七
五〇年代平定新疆之前，新疆曾被这种圣裔家族统治过一个时期。流亡到帕米尔西部的浩罕以后，这些家族的人怀着复位的意图，不时带着骑兵翻山越岭，进入喀什噶尔骚扰。
圣裔之一的张格尔（Johangir）成为道光皇帝于一八二一年登基后的第一个大问题。张格尔对清朝发动的圣战，导火线是宗教信仰与商业的结合。简单地说，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操于浩罕商人之手，浩罕国王向清朝进贡，此乃是打通外贸路径的惯用策略。浩罕既是进贡国，便拘禁了张格尔，清朝每年赏赐丰厚礼物以酬佣这份忠诚。等到浩罕商人在喀什噶尔主要市场上的影响力扩大以后，浩罕就要求享有特权——贸易税降低、派浩罕人去监督喀什噶尔的浩罕贸商。
一八一七年，这些要求被驳回，浩罕便释放了勇猛急躁的张格尔。一八二六年，张格尔以横扫之势侵入新疆。清朝派出二万二千名救难的远征军，穿越沙漠走过绿洲，终于在一八二七年夺回了喀什噶尔。张格尔被盟友出卖，清军将他押回北京。道光皇帝先举行在祖庙献上张格尔以告慰先皇的仪式，再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清朝恢复了在新疆的统治权，但是浩罕已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商业实力和军事威胁力。北京随后派来的使者以逐步谈判的方式达成一八三五年的行政协议，内容包括：（1）浩罕在喀什噶尔设政治性的代表，其下的商务代理分设五个城市内；（2）这些官员对于当地外籍居民（大多敷是浩罕人）有领事、司法审判、警察等权；（3）这些官员应对这些外籍人的货品课征关税。此外，交战期间被清朝逐出的贸
商将获清朝赔偿。
继续看本章以下的部分，会发现这次事件乃是道光皇帝以后应对广州闹出来的英国人问题的参考依据。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二年间的清朝对英政策，来自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五年清朝处理中亚边境贸易的经验，乃是极自然的事。清廷与浩罕的一八三五年新疆协议，乃是在办理夷狄事务，地方商务上的让步与一些赔偿不是换来了边疆平静吗？
鸦片与广州新秩序之争，一八三四，一八四二
一七五九年以后，由公行与粤关监督负责的广州洋商贸易，一如往常是当作赏给进贡国的恩赐而进行的。鸦片进口将于此时突然引发剧变。
鸦片产于印度，在英国官方赞助之下在印度拍卖，再由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止）的东印度公司发给执照的英国与印度私营贸商运往中国。在兴旺的印、中、英三角贸易中，售往广州的鸦片抵付了运往伦敦的茶叶钱。为支付输入量不断增加的鸦片而导致银子大量流出的情形，开始令清朝官吏警觉了。百姓必须用铜钱兑买银子缴税，而银价正在上涨，使政府税收与百姓生计都蒙受其害。林满红
以极详尽的研究报告（未出版）分析了清廷对这种货币危机的反应。官吏们明确指出为购买鸦片造成银钱流失，却都浑然不知中国财政与世界贸易的关系已经有多深。相关的许多变量——如自日本进口白银、拉丁美洲白银生产、中国的铜币制造、铜币贬值、囤积、世界贸易衰退，官员们都没有看见。
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独占对中国贸易之权，并派遣一位英国官员来监督贸易。中国因而面对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如何遏止鸦片贸易，一是如何应付这位英国官。
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贸易制度下曾充分与行商合作，由行商经手一艘一艘船的贸易，并且替海关监督收税。但是，一八三四年自由贸易突然展开以后，诸如一向在进口鸦片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之类的英国私营贸易行，现在也开始做起东印度公司出口中国茶丝的生意。英国官来了以后，不肯依贸易行的老样子和行商打交道，一定要以外交对等身分和清朝官吏见面。他这是在藐视进贡制度的规矩。
接受英国的外交对等地位，就是摧毁清朝皇帝在所有外国君主之上的地位，而“君临天下”是中国皇帝维系地位的一个要素。至于鸦片贸易，如果再予以容忍，不但会把铜币兑银的恶况加剧，而且会伤害到皇帝的道德威望。鸦片烟瘾虽然不如现代他类毒瘾厉害，却是一个足以毁掉吸食者及其全家的社会祸患。土地浪费在种植鸦片上，鸦片烟属违禁品的高价格也导致走私者诉诸暴力与官吏舞弊。与现今美国市中心贫民区颇相似的阴暗陋巷角落中，鸦片烟的需求只增不减。这桩庞大的社会罪恶，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嗜利贪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受贿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合力触发的。今天的美国人对这种合作模式会感到眼熟，也感到怵目惊心。
清廷为此争议好几年都拿不定主意，只因为没有把握铲除国内的鸦片私运网，也怀疑自己能否对英国贸易实施禁令——英国的新式蒸汽动力炮艇可是机动火力之中的上上者。一八三六年间，曾有人主张令鸦片贸易合法化，反正根本禁止不了。坚决反对姑息的另一派人，由一些有整顿雄心的官吏领导，以北京一个诗社为集会处。按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1992）新近的研究，这一派人的机会主义式道德正义后来占得上风，道光皇帝于一八三九年派廉明正直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要强制洋商停止运鸦片来中国。林则徐查禁了广东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并且封锁商馆，勒令洋商将现有的鸦片存货缴出。洋商却知道，有更多鸦片——现在价格也更贵——正在印度运来的途中，英国政府也可能补偿他们被没收鸦片的损失。
林则徐正当的禁鸦行为陡然引发了战争，英方极大部分为的是商业利益。怡和洋行老板买丁（william Jardine）跑到伦敦去帮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爵（Lord Palmerston）谋划战争目标与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给英国舰队，借领航员和翻译员给英军，尽地主之谊并提供情报，凭军需账单向伦
敦支款。但是英国派了以新式桨轮汽艇带队的远征团，目的地是广州以及广州一路海岸，以谋求按西方对等基础进行外交及一般商务往来的特权，并不是专程为扩张鸦片贸易而来。但是鸦片贸易却迅速自行扩张，而鸦片泛滥只是中英国际关系规划间普遍敌对之中的一个摩擦点。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中，双方在东南沿海交锋六、七次，英国炮艇便打赢了，并且让清朝签下了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
费莱辙指出，中英南京议和以及后来的议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议和的范例来办的。南京条约内容包括：（1）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是将旧例升级；（2）赔款；（3）适度课税，外人直接与关税司员接触；（4）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所有外人“无偏见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与任何来人贸易，不可垄断（这也是喀什噶尔早已实施的）。此外，指定开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国一向的边疆政策，见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的平等关系，是浩罕及俄罗斯边界一带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陆海边境运用的策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陆海情况却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势力。那是一个往海上做生意作战的世界，受法律与条约权利支配。对他们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议和只是逐步侵占的开始。第二，清朝用优惠让步，便可稳定遥远中亚地区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同样的办法用在中国本土上，只会损毁清朝的威望。满人入主中国的时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称臣纳贡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条约就代表失败。这种失败以后将每下愈况。
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怒气，清朝把荒岛香港割让了，并且开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谈代表还乘英国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国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包含的原则，而英国人又觉得条约给予的特权还不够。因此，条约制度之确立，要等到英法两国再与清朝开战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订定天津条约之后。甚至那时候清朝仍不愿承认新秩序，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了，才接受了事实。从进贡关系到条约关系的转变，一八四二年以前已有广州的二、三十年摩擦，以后又经过二十年的贸易、谈判、压制，才算完成。
一八四二年开始的条约世纪（treaty Century）
中国与英国（一八四二，四三）、与美国法国（均在一八四四）、与英、法、美、俄（一八五八）签的条约，虽然是以平等主权国的地位签定，其实都相当不平等。中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逼入劣势，任由西方的商业与一并前来的文化侵蚀。到了二十世纪，历经三代西方领事的积极拓展据点，订条约变成意思清楚而用途广泛的办法。订条约的首要原则就是开通商口岸。最初是开五口通商，到后来，开放了八十多处（见地图五）。
主要的通商口岸，明显有物质条件与设施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这些口市都有喧闹拥挤的码头区与货栈，其间到处都是替代机器的苦力。码头的活动全部由中国的买办监督，买办听地位更高的外国大班（洋行经理）的吩咐办事。每个通商口岸的中心都是在拥挤的中国市区边缘新兴的洋人区，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女王陛下的领事馆前高高的白旗杆。外国人的设施包括俱乐部、跑马场、教堂。这些地方由体面的英国领事和他的其它国籍同僚统洽，并且由停泊在滨水码头区外的炮艇保护。在广东、厦门、福州三地，外国社群以岛屿为据点，更有安全保障。在宁波、上海等地，洋人区和中国人的市区之间都有河川、运河、小溪之类的水道隔离。
这种沿海的小块地区起初只是西方文化的旁支，和欧洲国家殖民地上的城市一样，是西方帝国领治的最边沿。但是从一开始其中就含有中国的成分，因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仆役和小铺子生意人的需求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的上等人家。所以，通商口岸迅速变成中西混合的都市，外国人也在这些地方成为中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影响力。
依据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只受外国法律约束，并不受中国法律管制。这种办法不是近代才有的新发明。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古时代就曾实行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颇相似的做法，要求海港上的外人社群由其各自的领袖依其各自法律管辖治理。这表示中国朝廷比较赞成最低限度统治，因而令使子民自我监督。早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客即是如此。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英美人要求在广州实施治外法权，是因为他们与北非、鄂圆曼帝国等伊斯兰邦国交往时就习惯仰仗自己本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西方人不堪中国人拿中国刑法治他们的同时，不理会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则，也不管近代西方人对刑求的反感，最重要的还是，外国商人需要其本国契约法的帮忙。
条约的另一要项是协议关税。按其约定的低关税率，将使中国无力保护本土企业——假使中国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护政策的长处而有意实施的话。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国的海关税务人员都习惯自己来和商人谈交易，而且手上没有可以强制外国人的权威和工具。以至于议定关税则例的事务交到中国人手上办，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间被派在上海关主管中国税务的竟是外国督办。中国政府任用外国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条约体制而言，是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领导下，中国“总税务司”的西方官员们成为每个港口上的要人，维护着竞争机会均等（藉强制执行外贸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从均等的外贸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税。外贸的成长带给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笔重要的额外收入。
所有缔约国家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个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国能从中国压榨取得的优待特权。条约系统愈扩愈大，清朝财力也随之愈来愈衰弱。原本是中西联营的鸦片贸易业移入了中国境内，一八八〇年代以后，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开始取代印度产品，印度鸦片至一九一七年停止输入。英国赞助下的印度鸦片进口中国，前后共持续了一百多年。
“条约世纪”始于一八四二年，终止于一九四三年英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