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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纳入一个大系统中，只是实施方案和着重点和解说不同。就宇宙观说，这种
思想可以上溯周易卦爻和甲骨卜辞，都是将宇宙建造为一个稳定的系统。外来的
佛教、袄教等都缺少自己的“平天下”的政治大纲领，因此都可以纳入这个大系
统中。这种“天道”是不是以人解天，以天解人，天上人间交互投影，是不是中
国文化中哲学思想的一贯核心呢？在各个层次上围绕这个天下大一统的政治哲学
核心也许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努力方向吧？
总之，简单讲来，《大学》是个纲领性文献，提出了四个要点：一是“大学
之道”，即由“修身”达到“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大系统，从个人心理到政治、
经济全包括在内。二是“道”的非时间性程序。着重“先后”，但这是指“本末”、
“终始”。说“所厚”、“所薄”不是只指时间序列。对先后的因果关系有一个
模糊的认识，似乎是机械性的，逻辑的，又是跳跃的，可由一个稳定系统形态扩
大跳进另一个（家、国、天下）。三是“修身”的“组织中个体”的个人人格概
念。没有孤立的个人，但心、意、知又是各个人的。各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不同，
即在结构中的关系不同，因此各人所“止”的“至善”不一样。有了严格的职责
观念。四是从“格物”到“正心”的认知心理过程。这是程、朱、陆、王争论的
问题。实际上他们争的是可行性问题，即实用价值或从何着手的问题，不是纲领
或主题的问题。朱是切实而支离，陆是简易而粗疏。他们自己知道，由唱和诗可
见。
我读《大学》，感到这可以是解说中国（不仅汉族）传统文化的钥匙中的一
把。最好能和日本（同）、印度（异）比一比。但是笼统或零星比较不够，要找
出各自的钥匙来分析。印象式的比较，季札听乐“观风”时已经有了。那也是很
重要的方法，但现代需要有科学论证，不是引人以注我。本文只算“随感”之类，
不过供“谈助”而已。
（一九八六年）
公孙龙·名家·立体思维
公孙龙说了一句“白马非马”，名垂千古。
他虽然小有名气，可是冷落了两千几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严复才好像是
发现了，原来他和所谓名家一派讲的是和欧洲人的逻辑学一路，于是把逻辑翻译
作名学。随后胡适在美国写出了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名家的那些久被人认
为诡辩的话，仿佛古希腊的智者们的一些悖论，又有了地位，归入哲学。名家在
七十年代还曾被列入法家一边，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之一。公孙龙在名家
中算是幸运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名家七人著作中只有他的十四篇文传下来六
篇。
现在不研究公孙龙这个人和他的文章学说，不探讨名家，只试考察他们的命
题（或照佛教徒说法，他们所立的“宗”）。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什么意义。
“白马非马。”这好像是说男人不是人或女人不是人一样，明显不对。但是
依照公孙龙的说法，这话又有道理。
“非”，现代话说“不是”。在古代话里，“非”只是“不”，还可以是
“不属于”，“不等于”。说白马“不是”马，“不属于”马，错了。说白马
“不等于”说马，有道理。首先要求分析，把白和马分别开，作为两个词两个指
物符号，表示不同意义。
“白马”是“白”加“马”。“白”指颜色，“马”指形体。“马”加上
“白”和单独的“马”不相等。这里明显说的是词，是语言符号，不是说实物。
着重的是“名”。“名”是指物的，是符号，必须分析指和物。
“马”可以指一匹马，一些马，一类马，一切马，任何马。“白马”不能指
一切马，任何马。说“白马”不等于说“马”。分别的是名和所指的物。说“马”
可以包括白马、黄马、黑马、各种马。说“白马”只能指一种颜色的马。两名和
所指的物都不相等。因此可以说，此名非彼名。所以白马非马。
说男人不是人或女人不是人和说白马非马一样，说的都是名和所指的物。名
是语言符号，有所指，所指的是物。
公孙龙可以说是最早发现了语言是符号，词是能指，物是所指，而且认识到
语言的歧义加以分析并举出例证。他对语言的认识是哲学的认识，有语言哲学的
思想。他说的和《尔雅》不同，也不是《说文》那样在说明文字时加入哲学体系。
他也许可以说是语言符号论者。
由现在人看来，白马和马不过是部分和全体或者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很容易
理解。这种想法是现代才有的，是接受了外来的思路。中国人，尤其是古人，不
习惯用抽象的概念组织思想。这不是说，中国人不会或者不喜欢作抽象思维。这
是因为人总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进行思考。部分、个别、全体、一般，这些词在
欧洲语言中是口头常用的，在中国可不是，而是通行还不到一百年的外来新语言。
两千几百年前的人有了新认识，不会用现在人的新方式新语言表达，而只能用当
时自己习惯的方式。我们从古到今所习惯的抽象思维方式和语言和欧洲人从古希
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以后所常用的很不一样，和现在学过外国哲学的人所用的也
不一样。因此，用现代话理解和讲解古文、古书，很不容易，不能不处处小心。
语言不同可以翻译，但是通过翻译的理解，由于思维习惯不同，往往会有变
化。佛典翻译过来，原有的分歧加上不同的理解，产生了新教派。中国通行禅宗、
密宗、净土宗。在中国，阿弥陀佛比释趣牟尼佛更为人所熟悉。
即使是同时代同语言的人，对于同类的事也有不同的说法，用来表达不同的
思想。试举孔（孔丘、仲尼）、老（李耳、老聃）、孟（孟柯）说的和“白马非
马”同类的话为例。
《论语》中孔子答复弟子问仁的话多种多样，可见他明知仁这个词有歧义。
他的每个回答都只是仁的一面。这正符合“白马非马”的思想，每个回答说的仁
都不等于仁的全部意义。是仁，又非仁。但是孔子没有说过〃 白马非马〃 这样的
话。他对歧义视为当然。《公孙龙子》中《迹府》篇引了孔子纠正楚王说“楚人
遗弓，楚人得之”，改为“人亡弓，人得之”，是“异楚人于所谓人”，即楚人
非人，相当于白马非马。《论语》中有不少同类例子。但是孔子没有作过对于词
和义、名和实、物的分析。他不是把仁作为语言符号。
老子《道德经》说了道和名，开始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不说“常道非道。常名非名。”他没有照公孙龙的公式说话，但不是没有作分
析。他是和公孙龙同样分析道、名和常的。他还说了不少同类思想的话，比孔子
多。道家比儒家更接近名家。
《孟子》的《梁惠王》篇中记孟子回答问周武王伐纣王是否臣弑君时说“残
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他是说，纣王是残贼之人，是
一夫，虽是君也不能算是君。这也就是说，暴君不是君，正是“白马非马”公式，
可他不这样说，不作分析，只说纣王不是君。
由此可见，这几位圣贤虽然同处于春秋战国一个大时代，说同样的语言，可
是只有公孙龙一人看到了语言是符号，词所指的物可以有分歧，也就是意义有分
歧，必须把一个个符号和所指的物都作分析，要求确切，不许含糊。
《公孙龙子》中除论白马外，论坚白、同异、名实、指物、通变五篇都是用
同一思路对于语言符号作扼要的分析（《迹府》一篇是记录公孙龙和别人关于
“守白”的辩论，不是专题论文）。例如，石头又坚又白，但坚是触觉所得的硬
度，白是视觉所得的颜色，必须互相分开。两者同是说石头所有的属性，不是说
石头，也必须分别。这只有认识到语言是符号，语词有歧义，歧义有不同作用，
必须分析所指的是什么，然后才有可能想得确切。这里不是研究公孙龙，所以不
再逐一分析他的其他命题，也不解说论证他的这本书，只从他的学说追问下去，
看看能追到什么地方。
现在要问，这样的抽象繁琐脱离实际而仅仅重视分析语言符号或名的理论在
现实中能有什么作用？这也就是查一查名家学说流传不广不远的可能原因。最好
还是先比一比其他圣贤。
《论语》的《里仁》篇中有一章说，孔子对曾子说了一句“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回答说“唯”，是的。“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奇怪，这门人是谁的
门人？若是孔子的，何不直接问孔子？若是曾子的，何必等孔子出门以后才问？
是否由于礼貌？这些与主题无关，不记载，简上写古字不容易，省略了。书中同
样例子很多。接下去曾子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忠和恕是二，怎么
又是“一以贯之”？曾子不解释，门人也不问，也许是大家心里明白，都省略了。
这好像是一与二不分。可见孔门不重视分析。孔子讲“正名”，意思含糊。他所
谓“君君”，未必是要核实，也不一定是说君必须像个君，恐怕是说，君就是君，
不管怎么样都是君，你都得当他是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和“天下
无不是的父母”一样，君和父永远是对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马就是马，
不论黑马白马都是马。“白马非马”不通。名要确定，不能分析，不可讲暴君非
君。定名就是定位，有尊卑上下，各就各位，不准越位，这就是礼。礼就是秩序，
不能乱。若照“白马非马”那样想下去，要求分析，确切，核实，认真，秩序恐
怕就难以稳定了。因为名不副实，名实错乱的情况太多。要求稳定，就需要“礼
教”。依名定位，不作分析，不许乱说乱动，天下太平。在这一方面，名家远不
如儒家对统治国家有用。儒家的“名教”和名家关于名的思想大不相同。
孟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七雄，不是春秋五霸了，不能再像孔子那样依靠
尊重周天子以求统一和太平了。他于是转而讲王道，反对霸道，那就要依靠好人，
因此主张人性善。人性本善，个个都是好人，所以可以用和平的王道治天下。若
是人性恶，那就免不了要用霸道了。论人性和政治思想密切有关。《孟子》的《
告子》篇中有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讨论。其中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和告子
都用比喻类推。孟子提到白马，也分析出“白马之白”与“白人之白”，但只是
用来类推“长人之长”。孟子不是作分析，是求同，不是求异，只是用来反驳告
子。他们还利用歧义。告子说，性如同水，可以东流，也可以西流。孟子也说，
性如同水，可是，“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水能向上，是激出来的势造成
的。两人都讲方向，一个讲东西，一个讲上下。水流向东向西都是向下流。在孟
子的书中当然是孟子正确。不过性怎么会同于水而不同于杞柳（如告子所说），
就不管了。名家重视对语言符号和所指事物的分析，不用比喻类推，推理方法大
不相同。
荀子（荀卿）主张性恶。《荀子》书中有《性恶》篇，反驳孟子。他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人为，是教育改造。他认为性是天生的，
“不可学”。“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是可学而能的，是伪。要分别性和伪。
所谓善就是“正、理、平、治”。所谓恶就是“偏、险、悖、乱”。圣人立君、
礼、法、刑，才能“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若人是性善，就都用不着了。
又说：“善言古者必有节（证）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证）于人。”议论要
“有符（合）验（证）”，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施行）”。孟子说性善，
没有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行，所以不对。荀子论性时长篇大论讲道理，不
用比喻类推。他的性恶论，说起来不好听，行起来有效。他不但宜布性恶，而且
论“王霸”、“富国”、“强国”，既作赋，又作俗曲《成相》篇。他的学生李
斯做秦始皇的宰相，统一天下。两千多年来，统治者往往打着孔孟的招牌，实行
荀子的学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接
受“再教育”，恐怕都和荀子的性恶论思想不无关系。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