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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造的社会；4。我们若以这一士大夫身份及以这个身份为背景的官僚政府为封建势力，则我们提出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非打倒封建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不存在。他还提出，“在此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打倒士大夫的残余势力，不过不能解除帝国主义通过官僚政府的对中国的统治。”vi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陶希圣所提出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概念虽然比古代的“封建”概念更重经济而不是政治，即它们主要是从经济上定义的，但是，至少从作者的理解来说，这些概念的涵义与“封建”的古义并无大的违拗，与西方的“封建”概念也基本相同。陶希圣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是小异而大同，中西封建制度的共同点均是以土地制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和身份等级制，至于差别则在于∶西周封建比欧洲封建的中央权力似要更大些，卿大夫邑内的人民对诸侯的义务也比对卿大夫义务似要重些。换言之，也就是分裂割据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
陶希圣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先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反映出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而且反映出他也受到数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一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战国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又很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名之，陶希圣只好称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后来还有人称它是“后封建社会”，无论“前”“后”与否，总之它很难得到自己一个独立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免去这些麻烦，直接称这一战国至清的漫长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郭沫若等），或“封建领主社会之后的封建地主社会”（范文澜等），以便它与“资本主义社会”衔接。
当然，陶希圣的如此称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甚至理解为是一种类似于对本质的“现象学的悬置”，即在难于探明现象的本质或性质之前的一种暂时搁置——仅以一种外在的形式标定它或仅仅提出它。王礼锡一度更接近于这种态度，他说∶“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vii 我们在陶希圣那里可以发现一种困惑和犹豫不决，由这种态度也就产生出一种使他屡屡遭到批评的“豹变”或“模棱两可”，所以，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同一本书中，我们又在第50页读到∶“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至，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在第190页紧接与上文同样的一段话之后是∶“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因此，可以叫它作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作封建社会。”在第247页上一个作了进一步区分的结论是∶“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viii
这种种解释可以反映出动员和革命的需要和西方社会理论的笼罩性影响。不过，我们通过陶希圣对士大夫身份的重视仍可发现，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他还是相当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虽然由于革命时代的眼光，所有这类身份及其派生物自然都要在被扫荡和打倒之列。
与今天中国的政界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特色”与“国情不同”迥异其趣，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却是高度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的，他认为那种说“我们的国情不同”的看法为“民族的偏见”，认为就象一个人体，无论红黄黑白，发展都大抵相同一样，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如此。他以一种发现了科学真理，一下子通体透亮的兴奋心情和昂扬、上升的姿态，批评罗振玉、王国维仅仅是“整理”史料，胡适也摸不着“边际”。他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以恩格斯为向导，但同时也认为∶“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ix
明显地不同于陶希圣的暧昧，郭沫若斩钉截铁的断定“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x 他认为∶事实上不是在西周，而是在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度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春秋的五伯，战国的七雄才是“真正的封建诸侯”，秦只是名目上废封建而为郡县，事实上中国的封建制到最近百年都很巍然的存在着，秦始皇才是在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xi
郭沫若显然认识到他所说的“封建”与古代的“封建”含义截然不同，所以他反复说“真正的封建制”，“真正的封建诸侯”。他认为∶古人用“变封建而为郡县”来表示周、秦之际那一很大的社会变革，完全是皮相的观察，周时并不是没有郡县，秦以后也并不是没有封建，这些都不必说，而关键在于∶西周事实上完全是奴隶制的国家，而自秦以后的经济组织在农业方面是成了地主与农夫的对立，工商业是师傅与徒弟的对立。“秦以后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适应于这种庄园式的农业生产与行帮制的工商业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封建诸侯的世袭与郡县官吏的不世袭罢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度的变体，然而每每都有倾向到世袭的危险，…… ”xii
“封建”的古义在此就发生了一种根本的转折，而这种转折是由郭沫若发其端的， 嵇文甫曾谈到过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觉∶“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说秦始皇以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xiii 何干之在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也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历史观，好象复活起来。”xiv 十五年以后，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回顾了这一转折，他说∶“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周封建制被赋与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xv
郭沫若并在此文中继续补充了他的理由，他认为∶古时所说的“封建”是“封诸侯、建藩卫”的事，要在这种含义上说三代或至少周代“封建”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由于古时所谓“国”本是等于部落的意思，所谓“封建藩卫”也不过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种殖民地而已。异姓之国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国则多系从新建设的。《孟子》、《王制》中的五等爵禄、《禹贡》、《职方》中的畿服制，都在周代金文中找不到证据，当时诸侯称谓并无所谓等级，足见等级之制只是后世儒家的依托。王国维更有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古诸侯在其国内可以称王。而即便周代确有五等诸侯或五等畿服，“也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的观念完全不同。在这儿不容许我们的新旧观念铰线。”xvi
也就是说，这里关键的是，如果“封建”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事件”，甚至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制度”，而是要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话，这样，“封建”就不能只是在一个或一些历史朝代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且，它还不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内部的演变，而根本就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变化自然有如天翻地覆，而中国所经历的这种大变动除了近代之外，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属春秋战国时期，而如王国维、范文澜等人所认为的殷周之际的变化显然比不上这一变化，而且资料不足，至于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更不必说。所以，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抓住社会形态的根本变迁，才是郭沫若等倡导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比较起“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古史分期说来更吸引人的一个秘密所在。
那么，这一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呢？郭沫若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回答还比较简陋。他说∶“封建制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并没有多么大的悬殊∶只是直接生产者在奴隶制下可以公开地大量屠杀，而在封建制下的屠杀起初是不公开，其后是法律上禁止（当然偷偷打杀仍然是不免的）。又奴隶社会是氏族社会的延续，多量地含有血族的成分，而封建制则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隶制”。xvii 在1945年的《十批判书》中，郭沫若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定义∶“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xviii
“封建社会”概念的论定
从1931…1933年，主要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在中国展开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该刊主编王礼锡还将所发的数十篇文章编为四辑，由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出版。据何干之的归纳，这次论战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1。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2。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3。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的？ xix 从这一归纳可以看出，这一论战大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大的话语系统（discourse）中进行的（包括那些反对的意见）。
在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中，发表意见的主要有陶希圣、朱新繁、王亚南、王礼锡、王宜昌、李季、胡秋原等。 xx 陶希圣的观点比较起他前几年写《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来又有些改变，他在1932年9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史又有了一个新的分期∶1。西周时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2。由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社会；3。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4。宋以后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他解释他观点改变的原因是∶宁弃公式而取材料。xxi 这样，他实际上是倾向于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由西周下撤到魏晋，而把其下限划到唐末五代，封建社会或“发达”的封建社会又变得相当之短了。这些看法应该说是还是有相当史实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唐末五代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自成一个历史单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公式”或者说一个时代的“范型”的强烈影响∶比方说，纯从经济上定义一个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前必然是一个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后必然是往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等等。不过，当陶希圣后来在北京做《战国至清国社会史略》的演讲时，他又暂时避开了公式概念，把这一时期的历史仅从时间上笼统分作三段∶1。古代社会（公元前5世纪至后三世纪）；2。中世纪社会（公元3世纪至九世纪）；3。近世社会（公元十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xxii
王礼锡把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看作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但他又和胡秋原一样，倾向于认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一段专制主义时期的存在”，这有混淆政治概念与社会概念之嫌。xxiii 另外，李季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是始于周初而终于周未的，自秦至清未则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xxiv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杜畏之、梅思平、陈邦国等等，虽然他们用的名称不一。xxv
这场论战虽然刺激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