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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①这首诗不仅是吴宓对陈寅恪的仰慕之情，更道出了陈寅恪在清华学术事业的开端，前程似锦。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环境是非常令陈寅恪满意的。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真可谓英才齐集。同时，国学研究院也有独立的购书经费，并且十分充裕。不到两年，已经购置了许多满、蒙、藏文书；中文经典古籍，包括明刊和近刊的善本丛书；欧、美、日本书刊和杂志，以及《大藏经》等七八百部。这些书对陈寅恪研究工作极有用处。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寅恪系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自1902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已断续在欧美游学近20年，此所以他能以“三无”之身与当代王、梁二位大师及哈佛博士赵元任共席的原因所在。虽稍有周折，但最终能够聘得陈寅恪为学院导师，确是清华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场“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讽刺后者不解中国传统，其学问主张为隔靴搔痒，胶柱鼓瑟；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考训充满迂腐之气。陈的到来，得到了新旧两派学人的首肯和推崇。陈寅恪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而后又游学欧美多年，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诣。单就语言为例，陈寅恪通晓的有二三十种之多，举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满、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西夏文以及诸多中亚西亚现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马札尔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来。他在研究院授课课程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据他在1923年与妹书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籍无所不读，他特别注重史实，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举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长久连续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将重点研究范围倾注在中国中古史，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20年代所授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倾世之才，陈寅恪授课时出现了不仅学生云集而且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来听课的情景。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寅恪的特别不仅表现在他学识上，他的形象在清华园中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在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原文如此）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身体是比较弱的，学校特别敬重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九时到十一时），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因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多且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三、四节，他们根本无法选陈寅恪的课。陈寅恪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外，北大的学生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来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惮跋涉的辛劳来学了。陈寅恪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都来旁听，因此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着“教授中的教授”之称。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人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能感到陈寅恪的实在伟大。
陈寅恪虽然孱弱，但并不会常闹病，极少请假。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决不假手助手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学生们都为他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就自动上前为他擦拭黑板。陈寅恪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学生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资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学生们在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陈寅恪讲课喜欢平铺直叙，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到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从无倦容。虽然平淡，但听者并不会感到枯燥，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学生们每次都要求他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此时，他的考证主义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学生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陈寅恪的中肯评价，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季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的独特学术魅力，无怪乎清华许多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称呼就当之无愧，十分贴切了。
陈寅恪深受后人追忆，不仅表现在迄今学人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上，他在研学执教同时给予后辈学子的真情关怀，更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推崇。
1928年，陈寅恪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写信，其文道：“顷有两事奉告：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一书致朱、刘两公为感；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而后来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与清华任教，不能不说与陈寅恪先生大力推荐有一定关系。
从此信中，我们可以获知陈寅恪荐人并不是毫无原则，以亲疏熟陌为标尺，而总要以被荐人有某种特长或专业为推荐之基础。如对戴家祥的从学经历与学术成果的介绍等即是。否则，难免获贻。这亦可从1929年陈寅恪写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证明。陈寅恪曾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
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