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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崖》中的小花狗、《一日长于百年》中的骆驼，都是他笔下富有特色的形
象。在《断头台》中，作家是把本于极其残忍的狼作为贯穿作品始终的情节
线索来描绘的。无论是它们的凄惨命运或是心理刻回都相当成功。狼的形象
在这里融铸了作家对当个人与自然这一生态学问题和人性、人道主义这一社
会哲学问题的观点和倾向，除了凶残的本性一面外，作家认为，狼还有着善
良的一面：爱子、友情和对家庭的眷恋。但是我们人类，即作品中的那些偷
猎者、偷捕者、贩毒者坎达洛夫、巴扎尔拜、格里申之流却比狼更凶残、更
可伯。最后鲍斯顿与狼的生死搏斗，同归于尽，可以看作是带寓意性的人与
动物、人与自然的冲突，结局是十分悲惨的。作品主人公俄巴底亚是个很复
杂的人物，他是个神学院的学生，是个基督教徒，但他又不是位“圣徒”，
他对他笃信的宗教并不十分虔诚。他纯洁、善良，宽客。无论是对采集和贩
运大麻的黑团伙，还是对大肆虐杀羚羊的围猎者，他都想用自己的心灵唤起
他们的良知。作家把这一人物写成基督教徒，给他取名为俄巴底亚，让他被
贩毒者扔下火车，在昏迷中来到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最后又被偷猎者绑到
一株盐木上，仲着双手，垂着头殉难，都是企图把他同耶稣的形象联系起来。
很显然，作家在这里是试图寻找一个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又通向永恒的
人类根深蒂固的基点——相互理解、信任和爱。作主把书取名为《断头台》，
可以说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他提醒人们，人的悲剧就在于面对自己精神上
的“断头台”而不自觉，但又无法逃避由“原罪”而形成的心灵挣扎和内心
惩罚，人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达坎洛夫之流在虐杀大批动物和
残害俄巴底亚的同时，不也正在毁灭他们自身吗？虽然他们的肉体并没有被
送上“断头台”，但他们的灵魂不早已在精神的“断头台”面前呻吟、挣扎
了吗？格里申、巴扎尔拜等等不也是这样的吗？艾特玛托夫是一位现实主义
作家，在《断头台》里我们看到，作家对莫云库梅草原的捕猎、贩毒黑团伙
的罪恶活动等等一些重大情节和现实生活都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
写作的，它准确地传达出让会的现实们矛盾，成为作品的基本色调。但我们
也可以看到，作家为了增大时主跨度和作品的内在意蕴，使作品具有对世界、
对时代的抽象概括意义，把作品的构结作了某种调整和变化。俄巴底亚到耶
路撒冷寻找耶稣的情节、耶稣与彼拉多的对话、狼的命运与遭际都是被作家
大大强化、虚拟和夸大了的。它们并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本来面貌，甚至连耶
稣的神话情节都是经过作家改造过的。这些都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近似“怪
诞”的结构，它对现实主义的传统结构原则无疑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还包
括对俄巴底亚这一人物性格的夸张与变形。因为作家的本意并非要我们从这
个人物身上寻找现实的典型性格，他是作家灵魂（主观意识）的熔炉里炼就
的一个富有寓意和启示性的人物，以表达作家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意
识，是作家通过许多非现实的中介，采取既来于生活又偏离生活的反映方式
塑造的艺术典型，以追求作品艺术概括的品格。艾特玛托夫以自己的创造和
开拓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现实的、悲剧性的，又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具有全
球意识的作品。
《断头台》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的冯加译本和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1988 年出版的陈锌、陈宝辰、谷兴亚译本。
（严永兴）
弗·德·杜金采夫穿白衣的人们（1987）
作者简介见“不单为了面包”条。
内容概要1948 年秋天，32 岁的青年植物学家奉命前往他的母校、外
省的一所农学院检查工作。临行前，李森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里亚德诺院
士要他注意，那个学院有一个以“无轨电车”为首的摩尔根学派的地下组织
在活动。来到学院后，他发现，所谓地下组织的活动，是一批科学家为培育
上更新品种而背着里亚德诺院土和该院院长瓦里切夫所搞的科学实验。领导
科学实践的是副院长波索什科夫院士、遗传与育种教研室主任赫依费茨教授
和外号为“无轨电车”的实验室主任斯特里加列夫副教授。里亚德诺曾经窃
取了斯特里加列夫研究的上豆新品种“五月花”，探听到副教授又在研究一
个更好的土豆新品种，大为恼火，决心要整掉这个试验小组。杰已金虽然被
任命为教研室和实验室代主任，但他以自己的坦诚和正直赢得了斯特里加列
夫等人的信任。斯特里加列夫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育种工作，并希望他保
护和继续改良新培育的上豆新品种，为社会进步服务，而不能落入里亚德诺
之手，成为他沽名钓誉的资本。1949 年5 月，院长宣布，克格勃破获了一个
反革命集团，赫依费茨、斯特里加列夫扣其他一些集团成员部彼捕了。第二
天，杰日金潜入已被查封的斯特里加列夫的秘密试验地，取出了他的上豆种
和切片机，并从里亚德诺那里得知斯特里加列夫并没有被抓获。斯特里加列
夫偷偷来到杰日金的宿舍呆了两天，写下了有关土豆育种工作的所有数据，
离去舌不幸被克格勃逮捕。杰日金明白，现在只有拿出土豆新品种，让全世
界知道斯特里加列夫的成就，才能拯救被捕的人们。但是，他也知道无知的
长官们并不理解真正科学家的学说和成就，他们只桐信里亚德诺之流的伪科
学。《植物学问题》第8 期刊登了杰日金的老师、摩尔根遗传学派权威波索
什科夫院上化名萨马林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了里亚德诺的学说，指出里亚
德诺引为得意的论据、长黑赤杨叶的桦树枝并不能说明一种植物上会长出另
一种植物，那只不过是一种菌的孢子引起的桦树叶的病变。但很快杂志编辑
部被改组。这个月，劫后余生的斯特里加列夫培育的十八株土豆新品种获得
了成熟的块茎，杰日金用斯特里加列夫多年研究的结晶把南美野生土豆与家
土豆杂交的品种也有三朵成功地结出了果实，他意识到，这是有世界意义的
成果，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人为保护这一成果仍在担着风险，
他决心继续把先行者的研究继续下去。过了十月革命节，农学院在小会议厅
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里亚德诺的助手布鲁扎克从莫斯科赶来督阵。波索什
科夫院士的文章受到了批判，杰日金据理反驳，认为遗传学理论是尊重客观
的、是正确的，波索什科夫院士的文章，是物质在用事实反驳里亚德诺学派。
布鲁扎克气急败坏地把波索什科夫院士称做“隐藏的、还在活动的摩尔根遗
传学分子”，骂杰日金是“法西斯思想的宣传者”。当晚，波索什科夫给杰
日金打电话，要杰日金晚些时候到他家去。当杰日金赶到时，老人已经服毒
自杀。老人把一笔巨款留给杰日金，希望他继续未竟的事业。老人还胃了一
封信给科学院院部的信，信中责备院土们当初把里亚德诺这个只会整人、阻
碍科学发展的庸入选力院上，也为自己终于能够站出来揭露他们而自豪。他
所以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同志们”的折磨。杰日金被开除出农学院，罪
名是“积极参与反对先进的米丘林学说，宣传魏斯曼和摩尔根的反动思想”，
并受到克格勃的传讯。在克格勃一位上校和群众的帮助下，杰日金带上培育
的土豆和种籽以滑雪作掩护逃出了衣学院，躲过了“滑雪者”对他的追捕，
搭乘一辆汽车，来到离衣学院很远的一个火车站，在那里乘上了去莫斯科的
火车。几天后，一辆急救车把杰日主从莫斯科车站直接送进了医院。他发着
高烧，昏迷中还紧紧抓着那个宝贵的背囊。杰日金病愈后，找到了被解职的
茨维亚赫教授。为了给秘密的土豆育种工作创造条件，茨维亚赫自愿到一个
远离铁路线的农场担任场长。杰日金在那里隐姓埋名勤勉工作，几伍的时间
内，新品种上豆田已发展到一公顷。他欣慰地想到，他总算把斯特里加列夫
的“产儿”抚育成“人”了。这时，他记起刚到农学院时与茨维亚赫讨论善
与恶的情景。他说，“善行中是没有利己主义的。”茨维亚赫回忆说，他父
亲生前也喜欢议论善与恶，并常常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来赞美舍己为人
的人：“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他们是为体验巨大的痛苦而来的。”他发现，
近几年采，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芽白衣的人。”是啊，人在艰苦奋斗时，
怎么会去想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呢？60 年代初，里亚德诺陷入了众叛亲离的
境地，人们都不愿接近他。斯大林逝世后，他曾向新领导人许诺，四年内拿
出小麦新品种，在这一许诺落空后，新领导人对他失去了兴趣。他只有在午
餐时，纠缠着食堂里的邻坐，发泄他的牢骚。他向别人吹嘘说，“将来我的
学说还将复兴。”令他不解的是：“他们当年有多少人啊！成千上万。可是
我只是单枪匹马。他们为什么向我投降？而今天为什么我却失败了？”茨维
亚赫解释里亚德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生只是在追逐幸福，在
为自己而努力。幸福不喜欢这种努力，避开这种努力。幸福在你本身，你用
自己的身体供养亲人，你流淌着鲜血，历尽苦海，奄奄一息地爬上海岸，那
时，幸福自己就会找到你，虽说你并没有想到幸福。”
作品鉴赏也许读者不太喜欢文学作品过多地与政治问题挂钩，但对于
苏联文学来说，关注民生与社会，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恰恰是它的一个显
著特点。许多作家即使在被冷落歧视、甚至遭批判迫害中仍然默默地笔耕，
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依然洛守不渝，而不幸的遭遇又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
历史，得以窥见历曳的真面目。杜金采夫50 年代因《不单为了面包》遭批判
后，30 年来看似再没有发表过什么大部头的有影响的作品，他的名字几乎已
从苏联文坛消失。但《穿白衣的人们》的问世，使人们认识到30 年来处在逆
境中的作家把自心的全部的思索、追求、心血和对人民的爱浇铸在这部作品
之中。与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相比，《穿白衣的人们》虽然继续着《不单
为了面包》的主题，但是由于所描写的已经不单是围绕一个中学教员的发明
而展开的斗争，而是苏联生物学界一场充满血腥味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尽管
作品中所塑造的以波索什科夫院士、斯特里加列夫教授和青年科学家杰日全
为代表的三代苏联正直主物学家的形象，以及里亚德诺、布鲁扎克等靠窃取
他人成果，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学术权威”是虚构的，但熟悉和了解苏
联历史的读者立刻就会在斯侍里加列大等人的形象中，看到被迫害致死的苏
联著名生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品质，而在里亚德诺身上，
则可以看到李森科之流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社会历史的思考角度
和他所使用的价值尺度都有了某种程度的深化。以往，在涉及知识分子题材
时，苏联作家包括杜金采夫本人的视点通常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对事业的忠诚
和献身精神，以及他们在政治、工作、生活上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从
而展开对官僚主义、市侩心理的批判。如今，《穿白衣的人们》把主人公的
命运放在李森科之流给苏联社会和生物界造成的巨大灾害这种大背景上，明
确地把波索什科夫、斯特里加列夫、杰日金等人当作苏联生物科学的精英和
举足轻重的人材来对待。这样，他们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就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善恶是非之争，而是发生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文明与愚味的
冲突，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民主与专制的抗争。与其说作者在为某些受到
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申张正义，毋宁说他是在为历史上无法弥补的失误和
苏联科学事业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而大声疾呼，为社会改革和体制的完善在大
声疾呼。作者通过里亚德诺本人之口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
多的人向我投降？又通过杰日金向波索什科夫的小儿子安德留沙用通俗的语
言解释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但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刚刚度过了
好人可能不被理解的时代。当时，有些人大喊大叫，说他是个很坏的人。他
们是因为害怕而喊叫，而不是因为真是这样。还经常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