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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国
英国17世纪的内战，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也因其事迹牵涉广泛，各种机遇错综重叠，多方面的记载细腻详尽，所以极不容易分析处理。譬如说变乱前后各种扰攘与清教徒所提倡的教义有密切关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早已被公认为推进资本主义的一种力量。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直接说内战的起因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勃兴，而圆头党人也在直接或间接中成了资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前夕，和他两个年轻的儿女诀别（王后和两个年长的王子已避难他邦）。我们至今还能想象他10岁小儿在哭泣中对他的答辞。1649年1月30日伦敦溶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断头台上的准备却延迟了一段时间。因为查理在特别法庭审判的时候，不承认法庭有此威权。执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后抗拒，于是在断头台上加钉卡钉，内穿绳索，准备必要时将国王绑缚。而这种准备全属多虑，临刑前查理表现相当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顶丝织睡帽，将自己的长发拢括进去。他又对刽子手说，他头伏在木块上的时候不要立即动手，他还要默祷。一到祈祷完毕，他会将两手伸出，这才是用斧的时候。于是过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后二时零四分完成。
这个被命运遗弃的国王，临刑还说了宽恕他仇人的话，希望英国国民享有他们的自由，并且嘱咐生者，应当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这些情节，即是300多年之后读来，还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图亚特极为刚愎，在政治上缺乏诚信，又受法国王后的影响。他曾在内战时战败被俘，看穿了反对党人不能团结。希望在议会被长老会的一派操纵，而圆头党军为独立教派（in…dependents，后为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这种敌对阵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渔人之利。其王后则在外国买马招兵，他自己也对爱尔兰的保皇党另有安排。这种伎俩被克伦威尔识破，查理因此下台。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标准丈夫、好父亲，他信仰虔诚，他的君权神接观念也使他坚持己念，最后关头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报天神，下无负臣民。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这些令人感动又矛盾冲突之处，也可以使以后的历史家随着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笔。而读史之人又因所处的环境而有取舍，如有时提倡自由，有时又尊重传统与纪律，也可以使对同一史迹的看法发生差异。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Ashley），研究克伦威尔的权威。他年轻时曾著《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内中对克伦威尔全无好话，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书中被批评，譬如说他嫁女用费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类似严苛的批评。20年后，艾诗立又著一新传记，书题为《克伦威尔之伟大》（TheGreatnessofOliverGromwell）。前书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阴影下写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独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钦慕艾诗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读史时更存戒心。
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B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of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600万。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很可能对英国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就是说，彼方的改革与设施，短处和长处大凡能对中国此后发展有长期性推进的功效之处，已应视作中国历史之一部分，不妨编辑采用，研究中国的历史家（不一定是中国人）或能继续朝这方面进展。并且中国历史规模之大，其赋予历史家之广幅胸襟，最能与西方历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过以客观的立场在既定题材内重新安排众所周知的事迹，以适合于本书之体制，并融出前后一贯的看法，还谈不上重写历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铎（Tudor）王朝断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继，是为斯图亚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孙，依西方习惯通称堂表弟（cousin），自兼苏格兰国王。这也是朝代国家的办法，英、苏两国此时尚未合并，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机构。
詹姆士以学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LawofFreeMonarchies），极度的宣扬君权神授。书中阐释君权产生于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前，也高于私人财产，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预，也不受臣下的要挟约束。他这专制独裁的作风，与很多希望自由与解放的国民冲突，使斯图亚特王朝在大众关系之中陷于不利的地位。
概略说来，以后内战诚君和成立民国之各种远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笔，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
社会本来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全国划分为县〔shire〕，也有民兵＇militia＇）。这种封建是中国历史里所没有的。有些欧洲学者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西南时，与罗马帝国的残骸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显示着部落组织的型态，其上端却又隐约表现着若干全国性的中央结构。这种制度的最大特征，为带有契约性质的从属关系，例如陪臣（vassal）之对领主（lord）的骑士勤务（knightservice），每年有40日的义役。13世纪的大宪章（MagnaCarta）又将国王的权利详细规定，也是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时，以上情形早已改变。骑士勤务原来是因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养士。这也只能行于中古战事带着竞技性质，动员简单后勤的马虎条件下，最迟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则爱德华三世用不着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债（详第二章佛罗伦萨部分）支持他的军事。
大宪章自1215年公布之后曾经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颁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铎王朝，即未再提起。原来都铎王朝两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纪之大部分，他们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时没收了很多寺院的田产，在位时已卖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继续卖出。她个人采取稳健的政策，以机智圆滑的态度对付议会，因此都铎王朝从未发生皇冠与立法机关的冲突，延至斯图亚特王朝冲突才爆发，而伊莉莎白死时尚负债40万镑。
英国的议会，本来不能算是立法机关。中世纪的习惯，法律统有过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过之事，现在有人提出质问，则不能做，也无需立法机关。国王召集议会，全系由于特殊问题发生，需要各界代表参与磋商，有时也倚之判决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议员到会也只算是一种义务。上议院为贵族院，为有爵位及高级僧侣之集会。过去全国土地大部分在他们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现在则爵禄名位由国王颁赐，也可以出钱购买，总之上院控制的财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各县乡绅，每县二人，称为县之骑士（knightsofthe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们地位日高，是因为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手中。内战前夕，传说下议院的议员论及上议院曾说：“我们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所以以后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多起于下议院。
既为封建制度，其政权与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占有平行存在，地产也不能随意变卖。但在中世纪，很多人利用技术上的漏洞，脱离此种束缚。名义上不出售，卖方仍自称领主，而将土地“封”给买方，约为陪臣，得价之后，只责成他供奉一点名义上的义务，就完成了应有的契约关系，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也可以算数。一位法制家曾说，英国习惯法比（monlaw）的法庭“用虚构的事体堆在虚构的事体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由来已久。
一到16世纪，封邑（manor也可以译为庄园，可是与中国庄园的性质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买抵当，可是内中又有无限的复杂情形，其症结则是封建制度虽早崩溃，但很多封建习惯并未消除。所谓“终身产业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属简单，直率说来他们即是占有土地之业主，得以自由买卖，也可以自由继承（按理如直系亲属死尽，应将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实上无法执行）。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对封邑应纳之地租，但为数之微已不值得过问。最成问题的是“副本产业持有人”（copyholder），他们大都是穑夫（villein，本书不称农奴，而从serf音译，详第三章）的子孙，因为过去封邑记录内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持有抄本，或称某人某处有此抄本，即以为根据，占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据，将之驱逐，或科之以佃费，称为“罚款”（entry｜fine），要不则强迫他们径改为佃赁，又将佃赁期间缩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续佃。可是在封建时代，穑夫虽没有领有土地，但他们祖孙有耕耘斯土的权力，亦非改成佃赁即可驱逐之。虽然他们对封邑承派有义务，这种义务有大有小，各处千差万别，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们一般缺乏安全感，是内战前后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英国农作物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上涨4倍至6倍，而且上涨趋势尚未遏止。加以上述土地主权与租赁关系复杂，此时地产之经营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农场百年之内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则全未增加。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除了耕作人食用之外，大部分维持了有关人物各别的社会地位，很少的人用商业交换的方式谋利。这种情形在都铎王朝已经改变，至斯图亚特王朝变化更大。因为这国家已逐渐从自然经济进展为金融经济。
圈地（enclosure）在过去被认为是使小农流离失所，成为社会骚动的主因。因为圈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