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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脏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钦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这法，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财用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纟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纟强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著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钅共、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ピ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俸禄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