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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轨企图的人士实施监控。这种有针对性的监控较现行的“收集一切”的做法更有可能对阻止恐怖主义阴谋行之有效，因为全面监听的做法会使得情报机构面对巨量数据无从下手，无法有效进行分析和汇总。与不加区分地对广大民众进行监控不同，针对性监控符合美国宪法的价值观，以及西方司法的基本准则。
的确，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所成立了丘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系列监控滥用丑闻，受此影响才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表明可能存在违法行为，或是对方具备国外特工的身份，方可监听他人对话，于是才有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不幸的是，这家法院的作用仅是个橡皮图章，对政府的监控要求无法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司法审查。尽管如此，其中体现的基本理念还是相当合理，而且是某种进步。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纳入真正的司法体系，而不是设立现行这种单方面机构，仅听政府一面之词，那么则会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措施。
仅凭美国国内如此的立法改变本身很可能还无法解决监控问题，因为国家安全部门经常会拉拢其他机构，以便对其所作所为大开绿灯。（例如正如我们所知，国会的情报委员会现如今已经被其完全拿下。）可是这类立法改变至少可以推动这样的原则，即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监控在隐私受到宪法保护的民主社会中并无立足之地。
还可采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权并限制政府的监控行为。在国际上，目前德国和巴西正在牵头打造新型互联网基础架构，这样大部分网络流量将不再经美国中转，这对降低美国对互联网的把控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个人也在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拒绝使用与国安局及其联盟有合作的科技企业的服务，这将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这类合作，并会激励其竞争对手致力于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欧洲科技公司在推广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服务，以替代谷歌和脸书的相关产品，并骄傲地声称他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为美国国安局提供用户数据。
此外，为防止政府侵入到个人层面的沟通交流和互联网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应使用加密和匿名浏览工具。这对在诸如记者、律师、人权激进分子等敏感行业就职的人们尤显重要。科技社区应继续开发更行之有效且用户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这些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可是，在我与斯诺登在香港首度见面尚不足一年之际，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经在很多国家、许多领域带来不可逆转的根本性改变。除却国安局具体的改革措施，斯诺登此举已经为极大推动政府透明度和整体改革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未来的激进分子很可能会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完善他的做法。
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者的打击力度超过了美国以往各届政府的总和，希望以制造紧张空气的方式，让任何泄密行为的企图都不能得逞。可斯诺登一举粉碎了这一局面。他想方设法在美国的控制之外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他甚至还拒绝了隐姓埋名，而是骄傲地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他的公共形象并非是身着橙色连体裤和披枷带锁的罪犯，而是一位可以清晰表达见解的独立个体，他据理力争，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动机所在，使美国政府无法再仅仅通过妖魔化知情者而妖言惑众。这为以后的泄密者上了重要的一课：将真相和盘托出并不一定会毁掉自己的生活。
对于我们其他普通大众而言，斯诺登的意义也绝不容小视。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他令每个人都意识到，任何人都有改变世界的超凡能力。像他这样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非常普通的一个凡人，父母没权没钱，本人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拿到，不过是在一家大型机构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小职员，仅仅是出于良知行事，却生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即便是最执着的激进分子也会时常禁不住向失败主义低头。当权的机构看似强大无比，悍然不动；传统思想似乎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诸多党派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更愿意维持现状。但是决定着我们希望生存于怎样的世界当中的是人类整体，而不是少数私下里行事的精英人物。推进人们理性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这才是揭秘行动、激进分子和时政新闻工作的真实意图所在。目前这一切正在成为现实，感谢爱德华·斯诺登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致谢
近些年来，西方政府对本国国民隐藏重要行径的做法，不断遭到大无畏的揭秘者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曝光。时不时会有美国及其盟国政府机构或军事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决心对他们所发现的严重恶行不再保持沉默。的确，他们挺身而出，将官方的斑斑劣迹公之于众，有时甚至为此不惜以身试法，而且通常还要付出极大的个人代价：搭上个人的事业前途、亲朋好友甚至自己的自由。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每个人，珍视透明度和问责制度的每个人，都对这些揭秘者感激备至。
激励着爱德华·斯诺登能有如此惊人之举的前辈有很多，首先就是五角大楼文件揭秘者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他长期以来都是我个人的英雄偶像，现在也是我的好友兼同事，我做的所有工作都在尽力以他为榜样。还有其他勇气可嘉的泄密者为将至关重要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世，甚至不惜遭到指控，他们就是美国泄密士兵切尔西·曼宁、律师简瑟琳·拉达克（Jesselyn Radack）、司法部的律师托马斯·塔姆（Thomas Tamm）、前国安局官员托马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及比尔·宾尼（Bill Binney）。他们对斯诺登也起到关键性的激励作用。
将美国政府及其同盟秘密实施大规模监听体系公之于世，是斯诺登自我牺牲的良知之举。一个年仅29岁的普通人明知会有终身监禁的风险，但是出于捍卫原则，为维护基本的人权，竟可以不惜铤而走险，这的确令人钦佩。基于深信自己所作所为的正确无误，斯诺登的无畏精神和强大的内心激励着我完成所有文字，并会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若没有无比机智勇敢的记者伙伴和好友劳拉·波伊特拉斯的鼎力支持，此事也无法产生这般效果。尽管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她所摄制的影片百般刁难，她从未对大力推进此事有过半点犹豫。她对个人隐私的坚守，以及对成为公众焦点人物的厌恶，有时会模糊她在我们能完成的所有报道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可她的专业精神、战略才能、决断能力和勇气是我们成就所有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几乎天天要进行交流，共同协商做出每个重大决定。我无法企及能有更完美的伙伴关系或更加无畏和激励人心的友谊。
正如劳拉和我所预见到的那样，斯诺登的勇气势必会影响众人。无数新闻工作者义无反顾地报道追踪此事，其中包括《卫报》主编简宁·吉布森、她的副手斯图尔特·米拉尔、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以及以资深记者埃文·麦卡斯基尔为首的若干报方记者。斯诺登能够一直保持自由之身，并可参与他所掀起的这些论战，要得益于维基解密及其工作人员萨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所做的鼎力支持，在她的努力下，才能帮助斯诺登离开香港，并陪同他在莫斯科逗留数月，后来才安全返回她的祖国——英国。
有无数友人和同事在形势艰难的情况下，为我提供明智的咨询和帮助，他们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本·维兹纳（Ben Wizner）和高级律师贾米勒·贾法尔，我一生的挚友诺曼·费雷雪（Norman Fleisher）；世界上最勇敢最出色的调查记者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坚强而足智多谋的巴西环球电视台（Globo）记者索尼亚·布里迪（Sonia Bridi）、出版自由基金会（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执行理事特埃沃·蒂姆（Trevor Timm）。还有我亲爱的家人，他们常常会为所发生的一切而深感担忧（只有至亲的家人才会如此担心），却义无反顾地始终支持（只有至亲的家人才会如此这般），他们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马克和弟媳克里斯蒂。
若要成就此书绝非易事，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局面下，更是如此，所以我由衷地感谢大都会出版公司（Metropolitan Books）：感谢康纳·盖（Connor Guy）高效的管理；格里戈里·托夫比斯（Grigory Tovbis）真知灼见的编辑意见以及娴熟的技术；特别是里瓦·霍彻曼（Riva Hocherman），她的聪明才干和高水准的工作使她成为本书最理想的编辑人选。本书是我和萨拉·伯什特尔（Sara Bershtel）连续合作的第二本作品，若没有她的聪明睿智和创造性思维，我无法想象本书会变成怎样。我的经纪人丹·科纳韦（Dan Conaway）的坚定而聪慧的意见再次贯穿本书的始终。还要深深感谢泰勒·巴尼斯（Taylor Barnes），她为本书成型给予了极大帮助，她的研究才干和聪明才智无疑会让她今后的记者生涯熠熠生辉。
像以往一样，位于我所作所为核心位置的是我的生命伴侣，与我结发9年的丈夫，我的灵魂伙伴戴维·米兰达。为了我们所做的报道，他经受了令人发指、超乎想象的折磨与考验，但是作为回报，世人了解到了他的为人是多么出色。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步，他都给予我无畏的帮助，坚定我的信念，指引我做决策，帮我审时度势，辨明方向，在我左右不离不弃，无条件地给予支持和关爱。这样的伴侣价值无与伦比，它可以消灭恐惧，冲破局限，无所不能。
【白猎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