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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我疆土，息兵养民，举贤任才，勿慕虚名，惟求实利，此吃紧之要着，自固之上策也。”《明清史料》首本，48页。讲和，是外交的基本方针；自固，则是内政大计，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达到国家强盛的战略目标，为最后入主中原准备条件。这就是皇太极实行新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从天命十一年十月开始，皇太极第一次通过袁崇焕向明朝试探讲和的可能性，同时也表示了后金要求和解的愿望。以后，他对讲和愈发迫切，倾注了他的热情。他除了与袁崇焕频繁书信与人员来往，还不断给明朝督抚、太监、边境守堡官写信，通过他们向朝廷转达他的求和之意。他也通过蒙古为后金与明疏通关系，以促成和解《天聪实录稿》残页。。甚至还鼓动朝鲜出面，“绍介其间”，为双方斡旋。明与后金讲和对朝鲜有利，当然它很积极帮忙，希望明朝接受后金的讲和要求周文郁：《边事小记》，卷3，《朝鲜国咨三》。。皇太极一方面“谦逊”其词；一方面，主动提出议和的具体条件。开始，他提出的条件可概括为三条，一是分清双方战争的是非，即明应当承认战争是由它挑起来的，后金是受害者；二是双方划分疆界，以山海关为界；三是明赔偿后金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具体数目是：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和好之后，明每年赠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后金给对方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东华录》天聪元年元月。。无须谈判，这个要价甚高的条件，明朝是不会接受的，因而遭到完全的拒绝。皇太极再次让步，在政治上降格，把他列于明朝皇帝之下，高于明臣之上。经济上，将上次所提各项“礼物”均减半《明清史料》甲编。。为了诱使明朝同后金讲和，皇太极不惜一再降低条件。他在天聪三年郑重表示，去掉自己的年号，而写为己巳年，意为奉明朝为正朔，请求为他铸大金国印。据天聪六年实录稿载，他提出只比照明封蒙古俺答为顺义王之例，“请封王位”，只“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转引自李光涛《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载《清史论丛》第二集。。至于双方讲和礼的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再行削减。疆界也改在三岔河为守。
皇太极求和的心情如此迫切，甚至达到委曲乞求的地步。表面看，他是真心诚意的，无半点虚假。应该说，他求和是真实的，但这是他的政治需要，不仅符合后金当时的利益，也符合它的长远利益。他的谋臣对此作了深刻分析。汉官胡贡明说得好：“如果和成，非独南朝之利，实我国之利也，亦非眼前之利，实子孙长久之利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高士俊进一步指出：“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因此，“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也就是说，“休兵养锐以俟天命”，对后金来说，“甚为长算”《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江云深议决和成否奏》。。综合以上见解，讲和从根本上讲，对后金是有利的。首先，它为后金赢得“自固”的时间。由于停止战争，使后金获得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壮大自己。其次，讲和后，双方从事贸易来往，特别是后金从明朝方面得到它所急缺的物资与技术力量，有利于增强它的实力。再次，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讲和后，会使明朝产生懈怠，对后金不为备，其内部矛盾则会进一步发展激化，从而削弱它自己的国力。这就不难看出讲和是后金的一项新策略，并非是它对明的政策的根本转变，不过是变换一下手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金求和毫无诚意可言。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4）
明朝始终无意讲和。在明朝方面，是袁崇焕最先提出讲和的想法的。他于宁远之役后，九月间巡历锦州等地，得到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立即向朝廷作了报告。同时他提出，“乘其位署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欲使其内部冲突，所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他打算派一人前去沈阳行此计，如能成功，则“贤于十万甲兵，乘势以觇彼中虚实”。请求熹宗许以“便宜行事”。熹宗完全同意，“悉听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1。。事后，袁崇焕解释此举的意义，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熹宗一度给予谅解，但朝廷重臣大多都反对议和。他也改变想法，说：“向日款议，虽宁镇别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尝许。”谈迁：《国榷》，卷88。既原谅袁崇焕议和的“深心”，朝廷又不接受后金的议和要求，表明了拒绝的态度。为此，他屡下旨意，警告袁崇焕：“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卷74。就在袁与后金互有接触，商谈讲和，皇太极派大军入侵朝鲜，朝廷大臣们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完全是“和议所致”。袁上疏自辩，强调他正是“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当敌人侦察到这里的情况时，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已修筑完工，“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经此辩解，熹宗没有追究。袁的一番话，清楚地揭示出以他为代表的主和者们，亦毫无诚意可言，他们是将此作为一种手段，缓和后金的军事进攻，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加强山海关外的防御。因此，皇太极无论派人、送信往来，无论词句如何谦顺，都被他扣压，不报朝廷。崇祯即位后，他对袁崇焕以讲和为策略手段并不反对，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后来，崇祯态度一变，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片字！”《明清史料》甲编。连策略手段也不讲了，明确反对议和。明朝“不肯轻和，以复仇为志”，力主剿灭后金《明清史料》丙编。。又下“须连根尽拔，方能释憾”之旨，与后金不两立。明朝君臣每每以宋朝与金朝议和为戒，认为讲和就会造成新的南北朝，与它平分天下，这是它绝对不能同意的。不管皇太极怎样引诱，他们都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中计上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皇太极委托各个方面转呈明朝皇帝的信，如石沉大海，没产生丝毫回音。这并不影响后金的新发展。皇太极一面要求明朝跟他讲和，一面进行战争。用军事力量伐明，直至亡明，是后金的既定方针。努尔哈赤攻下广宁时，曾说过一句话：“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这是他的至理名言，实则是后金对明的基本方针。皇太极即位后，完全执行了这一方针。即使双方达成讲和协议，停战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后金谋臣们都很清楚，“堂堂天朝，无久弱之理”，亦“无久蔽之明”，明朝人看到“我不以大事为意，杀掠寒心，各怀固守之情”。而后金渐渐也变得“志怠”，多少年后未必如当初那样强盛。事物是变化的，强弱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强弱无不翻之局”。明朝作为大国，不会永远贫弱；后金地处辽东一隅，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也不会久盛不衰《明清史料》丙编。。后金图生存，求发展，就需要不停顿地向明朝进攻，要趁它衰弱之际，加速它的灭亡过程。一句话，后金就是靠进攻明朝才能生存下去，否则，“沈阳无久安之势”《明清史料》丙编。。而明朝以消灭后金为目标，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它随时会调动大军兴讨。皇太极说：“我虽欲静，敌（明）岂肯听之？”《东华录》天聪四年九月。这种逼人的客观形势，亦给后金造成欲罢不能之势。因此，明清（后金）战争不同于历史上宋金战争，它一直持续下去，以明亡而告终。其根源即在此。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1）
宁远之役是后金与明朝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自萨尔浒激战后，后金展开战略进攻，一直造成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它从今辽宁北部的开原、铁岭，经沈阳、辽阳，推进到海城以南的辽南地区；再跨辽河，西下广宁，追击明兵于宁前，军事势力一度达于山海关前的长城脚下，从而把它对明的用兵推向高峰。在它的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之时，却在宁远城下遭到明兵第一次重创。明兵凭坚城用大炮挡住了它的凶猛进攻势头，迫使它从战略进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以至在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能再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宁远战役，对明与后金的战争进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以此役为转机，开始形成双方在辽西对峙的新局面。而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再度遭到失败，标志着这一对峙局面亦即战略相持的最后形成。
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遣大军侵入朝鲜，迫使其屈服，暂时解除腹背之患，从此，后金可以一意向西伐明。后金侵朝的战略意图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登莱巡抚李嵩很有远见地说：“夫虏之恶鲜，以鲜之服我。关、宁在前，乐浪（指朝鲜）在后，虏实有意西向而忌其尾之也。”谈迁：《国榷》，卷88。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入朝之役历时仅二月余结束。三月，大军返回沈阳。这时，皇太极得到一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实行屯种，作固守的打算。他意识到，明修城筑堡，屯种土地，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一是阻挡后金继续西进，一是作为恢复旧疆的前哨阵地，这必然直接威胁到后金的生存。他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兄弟子侄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堡完工之前，或其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克。五月六日，他下令七兄阿巴泰、侄儿杜度等留守沈阳，而自率大军朝锦州方面进发。
明朝对后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年的战争，痛苦的教训，已使明朝深刻认识到后金绝不会停止它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也未使它感到轻松，掉以轻心。相反，它以疑惧的目光时刻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备战的观念在明统治集团中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到秋收季节，它更担心“彼（后金）日日能来，我刻刻当备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0。这反映了明对后金怀有很深的疑虑。身在抗金斗争最前线的袁崇焕正确估计到“（后金）若犯，必攻锦（州）、宁（远）”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防奴”的基本指导思想，说：“防奴即巧计奇谋，不外高城池深，利兵坚甲。”《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他又向皇帝疏陈辽事“治标治本”方法，提出了防守锦、宁及山海关的战略。他指出，后金兵远来，利在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而明兵只须“一味死守”，使兵临城下的后金兵无法与它交战，而陷入困境，只有使它陷入困境，才能有办法把它打败。他说：“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以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这就是“治标”之法，是从战术上说的。所说“治本”，则体现了带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往年用兵辽东，或二十万、三十万，他用兵只须六万余，且多用于修筑城池，防御兵力还是“以辽人守辽土”，兵虽少，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绥西部蒙古以抗拒辽东的后金。每年屯种收入增多，可以减少海运的麻烦。实行“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去惰以为用，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以此方略“治本”，就会足食足兵，“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20～21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0，14～15页，所录为简，唯《两朝从信录》照原疏录入。。
袁崇焕的这篇“平辽”方略，总结了历年在辽东用兵之得失，综合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用智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他的新方略，这就是战与守相结合，筑城与屯种相结合，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系统而完整的战略思想，比起他的所有前任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征得熹宗批准后，袁崇焕立即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