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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
“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
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
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
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
顾”，“明体达用”。
19世纪 70 —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
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
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
于其教矣。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
好处，指出：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
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
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
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
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
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
学之宜行也。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
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
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
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
用”论并无二致。
③［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①［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6页。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576 页。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 19 世纪 60 —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
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
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
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
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
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
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
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
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
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
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
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
“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
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
于中国。”
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窃维
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
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
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
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
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
多。光绪五年（1879
②［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2页。
①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
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
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 5期，第 81 —98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页。
③《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42页。
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
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
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
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
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
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
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
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
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
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
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
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
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
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
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
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
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然继承并拓展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着眼点即是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诚如他所指出：
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
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
工校且然，况泰西①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①《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3页。
②《薛庐美树轩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2页。
①《徐州程道国熙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65页。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 107号卷。
④《左文囊公实录》，第 1册，第 9页。
①《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二至三三。
当然，左宗棠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的文化思想中不可能不把中学与西学的“本”与“末”
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真谛，他强调的是“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艺”要服从
于清朝封建主义的“道”。他还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
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
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与工商业这个“末务”
的重大问题上，左宗棠尽管不排斥工商业的发展，但他对怎样看待这一关系时却是颇有偏差的。他指出：
彼之未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以驭其绌，一转②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左宗棠的西学文化观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制约的，他对西方的认识程度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
洋务派在引进西学中的一个通病。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
能及。”③表明他们学习西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然而，左宗棠能够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