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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③瑶林馆主：《续富国策》，第 1卷，第 39 页。
第七章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
一、“入赞纶扉”
左宗棠入京辅政，乃晚清政坛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从西北抵京后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年
2 月 27 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清廷赋予左宗棠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
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对咸、同之交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大员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
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
同治十一年（1872年）过世，左宗棠与李鸿章所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
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李鸿
章更是支持崇厚并反对左宗棠的求战主张，使左愤愤不平。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
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奕诉则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因与慈禧太后争权而被罢免议政王，此后他在主
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慈禧亦不断寻找机会压制奕䜣。本来奕䜣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
以兴办近代工业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
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恰出于牵制奕䜣、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
论：“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
大臣，“明代沈相（按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暗倾恭邸（按指恭亲王奕诉），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①左宗棠入京辅
政的原因，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䜣和李鸿章的用意之外，如上一章所述，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
军事恫吓以及李鸿章等人的馋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姿态，
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到妥协，
这也是事实。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
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职的士大夫们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建议和一
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侗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
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势”，并
“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①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
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侗
①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78 、52页。
①〔清〕张佩纶：《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七年刊。
上奏列出“不可许”的 10 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
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
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
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
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
北，不如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张之洞此论与左宗棠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
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政，
以改变由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
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望“拯今日之急，
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②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䜣“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
“入赞纶扉”。③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
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以削其兵权，避免他在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
北京，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战，也不会在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对俄开战。清廷调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国在中国
东北和西北耀武扬威之时，清政府的确需要他这样“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
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众的老臣的倚界。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对两次，慈安大后谈及他数载“忧劳”，
“声泪俱下”。①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左宗棠品性正直，既不善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谀奉承、曲意为官，
他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奢想。左宗棠接到清廷调他进京的命令时，即接连致书将到任的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拟遂
请开阁缺，终老邪寓”②，“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闭散长居京师备顾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③他
在北京，“窃见时局，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好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极知忝窃非衰朽所堪，
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优睐颜就列，良非得已。”④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
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⑤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
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
①〔清〕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页一至六，民国十七年刻本。
②〔清〕邓承修：《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入赞枢密折》，《语冰阁奏议》，卷二。
③〔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页一九。
①《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七。
③《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三。
④《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⑤〔清〕刘坤一：《复李若农》，《刘坤一遗集》，第 4册，第 1934 页。
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⑥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
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
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
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
在“壮中朝之气”。翁还在记载左宗棠的一次谈话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
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有经术气也。”①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政
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
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皇居附近，乃粒食维艰，民间流徙靡常，生计萧索，
至此已十余年，尚无妥策以善其后。坐视神州陆沉，心何以忍？”
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
应之而已”②，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
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璈、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
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 4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
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醇亲王奕譞“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①左宗
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
“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
治七年（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 20 ％。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
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此时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务，尤在禁食鸦片，而已积重难返，惟加增洋药土烟税
捐，以湮其流”。②左宗棠上奏指出：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
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稳，瘾重而形神交瘁。
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
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儿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
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
增至七万余箱矣。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
⑥《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①［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一五、二○，民国 14 年影印本。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七。
①《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89页。
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
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靳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
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
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左宗棠痛陈了鸦片烟毒给
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
的意义。当然，从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积弊方面来看，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
措已经无济于事。
左氏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20 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
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前此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职时间甚短，
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