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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1）
我们的各种机关是特别喜欢发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从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到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条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许受贿，不许贪污，不许泄露国家机密，禁止强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则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受异性按摩等等。不过，无论什么样性质的禁令，命运都一样，两个字：没用。既然没用，却还非要有，每年叙旧翻新，禁令套禁令，年复一年，谁都记不得到底哪个禁令是旧瓶旧酒，哪个是新瓶新酒，哪个是新瓶旧酒，反正不管新旧，禁令总是要出的。
为何如此？其中的奥妙历史上早就有明示。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门子收“门包”，即对有事来见者索取贿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个。此风晚清尤甚，庆亲王奕劻多年秉政，权倾朝野，本事有点，但贪心更大，因此他家门子门包收的最多，也最横。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见庆王爷，都得留下买路钱，否则概不通禀。奕劻家门包的名声大，大到连西太后老佛爷都知道。知道归知道，老佛爷也管不了，对前来打小报告的人，顾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员获派江西提学使（这是新政之后的官），按规矩得拜访各个军机大臣之后才能赴任，奕劻为首席军机，不能不拜，可巧这位官员是个穷京官，掏不出据说达72两之巨的庆王府门包，因此被挡驾。最后官员急了，指着门房墙壁上贴的奕劻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说了严禁，你们怎么还收？门子道：王爷那个话不能不这么说，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做，总而言之，大人您的银子不能省。
清朝的门子是一绝。说起来，这属于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师承的想从事这个职业，得交学费学拜师傅学，类似幕僚，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师爷。凡是做门子的，官场上的事儿都门儿清。所以，《红楼梦》里贾雨村官场初入，居然得听门子的，了断葫芦案（不听估计不行）。门子的那番教诲——对案情之了然，对官场之谙熟，对世态（当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结舌。无怪乎毛泽东要把载有门子教诲的这一回（第四回）视为《红楼梦》的纲。这一次，奕劻的门子又说到点上了。
说的不能不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作为禁令，必须说得字正腔圆，义正辞严。上级号召什么，老百姓反对什么，都要收到禁令里去，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官样文章，而且是官场公务。说，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表态。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时候，往往是官场某种陋行惹出麻烦，已达上听而且引起关注了。下禁令，白纸黑字，说明本级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重视了，表了态，要禁止或者遏制这种行为。做到这一步，至少上头再来查的时候咱有话可说。所以，说，说了，不白说。至于下了禁令有没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总之要考虑压力，计算成本，没有人会干亏本的买卖。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辞比较多，可以讲困难，谈国情，论条件，实在推不了，也无非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只要态度正确，政治正确，一切OK。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潜规则吃掉了明规则，隐性制度吞噬了显性制度，但是细究起来好像又不全是那么回事。一来，禁令所禁止的也不尽为潜规则，往往只是潜规则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后果。禁止这些后果，自然要中止潜规则，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的，却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而只是一些历史悠久而且适应一切事务的官场积习。这种积习，不仅对禁令产生作用，对别的官场行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干不好，坏事有时也干不太坏；二来，禁令也说不上是明规则，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没有制度的意义，禁令贴出来，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这样的新闻照片，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态，一种对上不对下的表态，只有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它才有临时的制度价值，上面的人一走，价值也就跟着走了，时间效应非常短。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2）
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即使对那些认真对待禁令的官员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设政的随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难免的下场。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规定的东西变成了政策性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有强调的意思，但也有化法为政的嫌疑，一旦政随人亡，法也等于亡了。更何况，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无论治理者个人有无良好的道德愿望，个人品质如何，最后都会走向禁令归禁令，做事归做事的老路上去，禁令变成了例行公事，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表态。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1）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图34）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