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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今天已经不是绝对特征了，不能依靠这一点来判断真假。”
我想，学知识一定要扎实，一定要弄清前因后果，比如“蚯蚓走泥纹”是怎么形成的，一定要弄清楚，别说成“蚯泥走蚓纹”。这就跟唱歌一样，大部分人就会唱一句半句，总上不了台。比如流行歌曲，大部分人都能哼哼，但是能真正上台把整首歌唱下来的，我想都是专业歌手。知识不能掌握片面，一定要掌握全面。
官钧瓷器有很多带有底刻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都有。为什么刻这些数字呢？一千年以来，后人都在研究刻数字代表着什么，用了各种方法去推论，但至今无解。有人认为数字跟瓷器大小有关。编号越大，个头越小，也就是一号最大，十号最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那样，有七号比四号大的，也有四号比七号大的，都可能出现，所以不是按照这个规律走，不能说明编号是为了尺寸。另外有人认为红色调的钧瓷刻单数，蓝色调的刻双数。这个也说不通。钧窑在一开始不能控制颜色的时候，怎敢在底下写数？我在底下写一个双数，结果出来是蓝的，怎么办？所以这种说法也不足为凭。那么它底下的数字究竟代表什么呢？至今还是个谜。
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后人要彻底解开文物之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今天有很多物品，让一千年以后的人来认识，肯定很困难。比如手机，可能一千年后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说不清是干吗用的。人家肯定说：“你们当时沟通怎么这么麻烦啊，还拿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脑子里一想，几千里以外的那个人就知道了。”所以，当一个东西消亡以后，就非常难确认了。
古文中最难学的是名词，不是动词。当某个东西消亡以后，它的名词就无解了。比如我们过去洗衣服，家家都有一个搓衣板，现在岁数大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搓衣板吗，谁不认得啊？而当洗衣机出现以后，搓衣板的命运就不好了，现在家里有搓衣板的很少了。过一百年以后，拿出搓衣板，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什么啊，一棱一棱的，干吗用的？是不是刑具，罚跪用的啊？”
这些年，钧窑的问题又开始变得复杂。先是有外国学者，还有台湾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官钧这部分陈设瓷为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烧造。理由是造型，尤其六方花盆造型与同时期青花瓷有共通之处。加之与这些类似的残片出土时又发现一只鸡心执壶残器，而鸡心执壶是明初典型器，以此类推，官钧应产生于明初皇宫。
这就有两个问题要解释。一、以前定为宋钧窑时，出土过一只宣和通宝钱范，钱范就是铸钱的模子，这件证据证明钧窑为北宋时期。但最近又有学者认为，此钱范有后世伪造之可能，这就使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这好比一个杀人铁案，杀人的凶器突然不能证明是凶手所执，那么案子的定性就可疑了。二、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明确记载钧窑。如此时钧窑为新烧，这个记录也有问题，或这个判断有问题。古往今来，收藏就一直面临这些闹心的问题，你刚刚买回一个宋钧窑，正得意呢，专家宣布为明初的，你烦不烦？
所以说，想收藏就一定要有承受力，没有承受力的人最好不要涉足，进来也是麻烦。对于我们，宋钧也好，明钧也好，都是文物。物是人非，许多事情说不清楚，那就慢慢等待，总有一天能有办法说清。想清这一点，就想清收藏的乐趣了。
钧瓷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东西。我买的第一件藏品就是钧瓷，是一件用钧瓷残片镶成的挂屏。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河南禹县钧窑的窑址被发现，大量外国人都涌去，包括德国人、日本人，都去抢这个残片。当时有“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之说。钧瓷的残片可以打磨后，镶在腰带上，显示我特有钱。现在是把腰带镀上金，镶上翡翠，那时镶一块钧瓷就可以了。我在20多岁第一次碰见钧瓷，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一片一片的，每片上面都有红色，那红又不是正经的红。后来我就把这套钧瓷挂屏买回去了。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当我对钧瓷有所了解的时候，我就不满足于残片了，想买整器。20世纪80年代，有一回我在香港逛古玩店，碰到一个店主。那个店主也是一时性起开的店，并不是祖传的手艺。一时性起开店呢，东西就会来源纷杂，他自己判断力有限，所以买家很容易在他那里捡到便宜。我当时一进去，那个人就认出我，说：“您又来了？我这儿有一个新淘的东西，怎么样？”我一看，是一个钧瓷花盆，底下有很多支烧的痕迹。因为怕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塌底，就要把它支起来烧，烧好后会留下痕迹。这花盆下面的痕迹都被打磨过，店主看到打磨的痕迹，有点儿二乎，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新。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也嘀咕，我嘀咕什么？我知道这花盆是真的，就想怎么说服他便宜地卖给我。我说：“你看，这打磨的痕迹多新，这东西可能不怎么老。”那人也说：“我也拿不准，我买的也不贵，你加点儿钱就可以拿走。”后来我就买到那件东西了。回来以后，我就找出台北故宫藏钧瓷的一本书，去对照背面。很多官钧的背面，都有类似的打磨痕迹，过去不注意的时候，你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我当时一对那本书，就高兴了。我一看，那痕迹恨不得都是一个人打磨出来的。
当你不买这种东西，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一百遍你都记不住；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一下就记住了，记得死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常备，你不能等到用的时候现学，除非他给你时间，让你先回去看两天，人家等着你。如果你一出门，东西就卖给别人了，这时就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知识常备，运用恰当。过去有一句老话“艺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
五大名窑现在剩下最后一窑，定窑。定窑排得靠后，应该说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到了北宋晚期，定窑受到一定的排挤。但是从烧造的年代来看，定窑实际上是老大。汝、官、哥、钧四窑都是北宋晚期才开始烧造的；定窑则在北宋的早期，甚至五代时就开始烧造了。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定窑，他有200首诗咏瓷器，其中咏定窑的诗就有30多首。
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曲阳是石刻之乡，盛产汉白玉，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浮雕就是曲阳人民捐的材料，曲阳人民雕的。这种雕刻手艺是祖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定窑会受到影响——定窑瓷器带有刻工。我想历史上很多工艺会相互影响，比如定窑早期工艺中的浮雕，更趋向于石雕的效果，与它后来的阴雕不一样。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汝窑和钧窑有个别的一两件有过雕工，但都不成功，雕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其他四大名窑都以釉色作为表现形式，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南宋时期，北方是金代，定窑就开始出现模制，不动刀了，直接用模子，为的是提高生产量。
定窑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所以有的记载将定窑的地位排在了前面，比如明代谢肇（音浙）的《五杂俎》：“柴窑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他把定窑仅排在柴窑之后。
宋代烧造白瓷比烧造青瓷难度高。白瓷提纯的过程，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在一千年前，是极大的问题。工匠想尽办法要去除杂质，让它呈现真正的白色。但我们看到的定窑的白不是纯粹意义的白，还是带有牙白色。所谓牙白色，就是这种颜色。从陶瓷史上讲，北齐就有白瓷。但那个白瓷今天看来还有点儿发青。瓷器追求白的过程，不是突然一天就变白了，是一点一点变白的。
定窑是底下刻“官”字最多的瓷器。我们看到的北宋定窑，大量底下刻一个“官”字，表示是官方制造的，都是北宋前期，还没有到宋徽宗呢。1969年，河北定县有两处塔基出土了大量宋代定窑白瓷，最高的一件达61公分，是一个净瓶，国宝级的定瓷。塔基的年限在宋代初年，表明北宋早期都使用白瓷作为官窑。我在前面两讲中已经讲到了，汝、官、哥、钧都是在北宋末期才诞生的，那么前面这一百多年，定窑一直是老大。
北宋中期以后，定窑突然采用一种新的工艺，叫覆烧。覆烧，就是扣过来烧。瓷器一般都是正烧，足在下，口在上。到了北宋中期，定窑突然覆烧了，扣着烧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是足部的地方，就有满釉了。但是口变成了涩圈，没釉。涩圈是为了镶口，可以镶一个铜口、银口、金口，镶口是一种时髦。定窑的涩口，后来被认为是缺陷，因为在清洗当中不太容易被洗干净。所以定窑在覆烧一段时间后，尤其北宋晚期到南宋这一段时期后，它逐渐又恢复到正烧了。从科技史上讲，覆烧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产量。比如碗都是扣着，一个扣一个，可以减少体积，提高产量。涩口在北宋中期以后开始流行，从宫廷一直流行到民间。影响到南宋时期的其他窑口，比如景德镇的影青，也大量出现涩口。
史书上记载：“定器有芒不堪用。”过去的解释，“芒”就是说芒口，涩口，不好用，所以改烧青瓷。后来我查了大量史书，发现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这个“芒”指光芒。为什么呢？定器是白瓷，刺眼。因为宋徽宗崇尚青瓷，他会认为白瓷刺眼，所以“不堪用”，而用大量青瓷来替代。
定器有芒，并非因为工艺的问题，有这么几点理由：一、如果是覆烧的工艺出现问题，很简单，把它正过来烧就是了。二、查遍所有的辞书，包括一些古书，“芒”这个字的解释里没有涩口一解，只有我们后人生这样的解释。三、就是我刚才说的，白瓷与最高统治者的审美开始冲突，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今天艺术品的欣赏范围非常广泛，但在古代，可供艺术陈设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多，他们的审美目标都比较集中。尤其宫廷当中，使用哪种瓷器都是皇家去定调子。皇家谁去定调子？皇上。皇上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他欣赏某一种东西，所有的人都会跟上，就是所谓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当皇上对白瓷没有兴趣，一定会改为青瓷。
宫廷中使用的定窑不仅仅是白色，当时还烧造了各种颜色，根据颜色不同，被后人定名为红定，现在叫紫定；墨定，现在也叫黑定；还有绿定，古籍上都有记载，非常少见。再有就是刻花的，仿照磁州窑的效果，宫廷跟民间在某种时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讲一下红定。苏东坡在《咏定瓷》中有这样一句“定州花瓷琢红玉”，说的是什么样呢？谁也不清楚。因为这里有两个字扰乱你的视线，一是“花”字，二是“红”字，到底是一个红定窑，还是一个花定窑呢？谁也说不清楚。后来经过大部分学者的统一，认定是一个红定窑。我讲过，钧窑是对瓷器上出现红色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在钧窑以前所谓的红，其实都是酱色，日本人叫柿釉。有人认为，这个“定州花瓷琢红玉”就是红定描金。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仁宗宠遇贵妃先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故事说的是宋仁宗，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就是“狸猫换太子”里的那个太子。宋仁宗是个非常俭朴的皇帝，有一天他跑到他的宠妃张贵妃那里，突然看见一件定州红瓷器。他就问：“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啊？”这妃子就跟他说：“是一个叫王拱辰的大臣送的。”皇帝生气了：“我经常告诉你，不要接受大臣的馈送，你为什么不听呢？”说完以后，手持柱斧，当场把它打碎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皇上非常愤怒，张贵妃非常愧疚。宋仁宗非常宠爱张贵妃，尚且这样严厉地批评她，可见是个圣主。旁人对皇上有这样一个评价。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首先说明这个红定瓷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要不然皇上犯不着着急上火。家里多一个瓷碗搁那儿，你就发火，是不可能的事儿。当时定州红瓷器在烧造上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底下的大臣才开始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