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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在海上巡逻十分困难。十一月九日“彼拉”号设法营救托华德·桑切兹的纵帆船。大风把系泊绳索刮断，船随风飘流，幸好船上没有人。最后撞击在一处岩石上。海明威家的佣人把信件送到巴希亚宏达地方。海明威，大风撕扯着他的胡子，坐在船尾舵手座开始给帕特里克复信。他身上穿两件毛衣，一件短上衣。他不断地往手上呵热气，摩擦取暖。他说，这种气候真够呛。海浪击拍着海岸，冰冷的浪花冲进码头的入口处，越过栅栏进入走道。在芬卡，家里的猫大概也受冻了。如果这样的坏天气继续下去，他就要回家去看看。他惦念着那些大猫和猫崽。对于玛萨和波比他并不挂念，因为他们离开他太远了。
过圣诞节的时候，虽然帕特里克和格雷格里回家小住，但这一年的圣诞节不象往年过得愉快。波比被派带领一个排的黑人宪兵到国外去执行任务。至此，海明威虽然为他的儿子波比在军队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他却私下对布里格抱怨说，波比是奉令执行一项警察任务的。自从林肯时代以来，波比是他家里第一个军人，也是海明威家三代人中唯一在执法机关里工作的人。玛萨没有回家加重了他愤愤不平之感。他哀声叹气地说，没有玛萨在身边，他简直寂寞死了。他才从大风大浪的海上回来就给哈德莉写信，说他回家后只好同猫狗作伴。他聘用过好几个秘书，但都工作不久就走了。等待答复的信件装满了两大木箱。芬卡家里的家务越来越糟。每次他在海上忙了几个星期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踉踉跄跄走回家。到家后，喝上几杯酒，听几张流行的唱片，接着便倒在地上呼呼睡着了。可恶的猫儿在他那密如乱草的胡子里寻捕老鼠，捉迷藏。这就是海明威的自画像，他想以此博得哈德莉的同情。
尽管海明威埋三怨四，但在一九四三年这一年中，他的经济收入和名声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一年里，他的《丧钟为谁而鸣》光在美国就卖出了七十八万五千册，在英国售出十万册。这个数字是近年来美国小说，除了《飘》以外，在美国最高的销售量。但另一方面，自从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向读者介绍《参战者》之后，没有写什么文章。他向伯金斯保证他绝不会让人当作一名酒鬼也不会成为一个没有东西可写的难以对付的作家。有时候，他的创作欲特别强烈，甚至有点过头了使他难受。他唯一的安慰是这些非常重要的经历在战争结束后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然后他提议等心情平静下来，立即动手干起来。
海明威传第九章 另一次战争
第九章 另一次战争
跟踪至伦敦
在一九四四年开头几个月，海明威在哈瓦那的酒吧间里常常当众宣布，他将备好马鞍，骑马去追赶玛萨。他认为玛萨是他的妻子不是远不可及的偶像，因此他决定跟随她横渡大西洋，紧跟她不放；告诉她要嘛留在家里，要嘛进军事学校。他说，自从一九四一年以来，他一直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而从一九四三年起，他实际上同没有妻子的人一般。政治家们的阴谋诡计使他感到气愤，正象锅底下的火，越烧越旺。除了这样公开的声明外，他还不时提到要去纽约安排订购到欧洲去的船票。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急于立刻就走。一月份的最后一天，他在给玛萨的信中还说，他对欧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只是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任凭放纵的主人的指使，准备跨越过任何一道障碍。
三月份，玛萨返回家里共商行动计划。她认为海明威把到战争前线去采访的计划拖延太久了，现在他应该从古巴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她一直同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航空助理专员罗尔德·达尔保持联系。达尔说非战争人员根本买不到飞机票。但是伦敦的航空局表示，如果海明威能把英国的皇家空军在作战中的英勇行为通过美国某家杂志加以报导，他们将设法给他弄一个飞机座位。当海明威同意接受对方提出的提议时，很快就同科勒杂志签订了一个合同。接着，海明威夫妇便出发去纽约等待飞机票。
到纽约后，厄内斯特感到特别高兴。达尔陪着海明威夫妇和拳击教练乔治布隆在格拉斯顿大旅店消磨了一个晚上。他们吃鱼子酱，喝香槟酒。伊里斯布里格看了他一眼，发觉海明威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支牙刷，一把梳子，没有带换洗衣服。但却带了两瓶苦药酒。原来，海明威听说，由于敌人潜水艇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破坏，英国朋友买不到苦药酒。一九三八年曾和海明威一起参加依布罗行动计划的温圣特锡安现在空军某部工作，目前来纽约度假一周。锡安去探望海明威，陪他几个小时。厄内斯特谈起约翰斯坦贝克，他十分称赞一九三九年写的《蝴蝶和坦克》一书。锡安和他的妻子十分恳切地请他们几位朋友到第三马路科斯特罗酒店吃晚饭。斯坦贝克夫人也在座。后来又来了一些客人，其中有约翰赫赛。欧·哈拉站在前房的柜台旁边。他随身带着斯坦贝克送给他的礼物——一支手杖。手杖是用黑刺李木做成的，十分精巧，虽然手杖旧了一点并且容易折断。海明威望了一下手杖，然后用五十元同欧·哈拉打赌，说手杖在他头上会断折。欧·哈拉同意和他打赌。于是海明威用手抓住手杖的两端，然后举起用头去抵那棍子。最后手杖断折了。海明威满不在乎地把弄断了的手杖往旁边一扔。这一举动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海明威却为自己能露一手而感到洋洋自得。欧·哈拉既输了五十元又丢了手杖。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斯坦贝克看了很不高兴。
五月十三日，玛萨坐上一艘满载炸药的货船走了。她是这艘货船上的唯一乘客。厄内斯特只好留下等搭飞机。第二天，星期天刚好是母亲节。海明威打电话给作家唐恩·波维尔，说他将到他府上拜访他并在她家吃早饭。海明威去时带了一些礼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一小盅巴哈米安的芥辣。碰巧海明威在凯岛时的一位老朋友伊斯德·参伯也在那里。中午的时候，伊斯德先走了，海明威便倒在沙发上睡了起来，一动也不动地。下午他们吃火腿三明治和奶酪，间或喝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一直到晚上六点才结束。唐恩家的猫躲在屏风后面偷偷窥视这位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的陌生人。唐恩哈哈大笑地说，这家畜看起来活象家庭侦探家。厄内斯特制止她说：“别嘲笑一只猫”，一边用手敲着自己的脑壳，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可以嘲笑一只狗，因为狗想同你作朋友。猫却不同，它不愿同你交朋友。它们一定是国王和皇后”。他说他还在生玛萨的气，因为她离开芬卡家里时，对她自己喂养的猫连一声再见也不说。唐恩突然想起那天是母亲节。马上给他母亲打了一个祝贺电报。“哎呀，”厄内斯特边说边从沙发上坐了起来，“今天是母亲节，是吗？那我也要给我的慈母拍个祝贺电报呢。”
厄内斯特订了五月十七日去伦敦的飞机票。他这一次可说是轻装旅行。随身只带一个小背包，一个旅行袋和两个长颈酒瓶。同到伦敦去的人有：女演员格特鲁德罗伦斯，她随身带着十几个鲜鸡蛋准备送给她在伦敦的朋友；一小队海军技术人员——负责与公众联系的瑞尔阿德米拉·拉夫特，他的助手威廉·万·杜森，瑞格林·布拉特的侄子亨利诺斯，耶鲁大学毕业生；前全美足球明星，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迈克布鲁克。诺斯和布鲁克都是在美国战略情情局工作，他们准备在法国上空用降落伞降落。那些海军技术人员都穿着便衣，他们准备到中立地区爱尔兰去，从那里再转乘飞机。飞机起飞前，乘客们先在第二十一号俱乐部吃晚饭。在搭乘泛美海上航机时，格特鲁德的鸡蛋不但全部打得稀巴烂，蛋黄溅坏了她的裙子，还招惹来别人的不堪入耳的指责。万杜森带了一些荞麦粉。厄内斯特暗自思量，等他住进多切斯特旅店时，用荞麦粉做早餐吃的煎饼。飞机最后在塞隆河畔的机场降落，大多数的旅客在弗内斯吃爱尔兰式的早餐。厄内斯特平时习惯不吃早餐，于是在转乘飞机去伦敦之前，他请诺斯和布鲁斯吃点流质的东西。
这次去伦敦是厄内斯特生平第一次。他过去习惯叫这个城市“可爱的老伦敦城”。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英国人后裔，所以他把这次到伦敦去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回故乡。多切斯特旅店，一般叫“多齐”旅店，经过五个年头战争的考验，如今仍尽可能维持战前那种另人感到豪华舒适的水平。位于帕克小街对面的海德公园里的树木正长出鲜嫩的叶子来。空气里有一股令人闻起来十分清爽的青草味。厄内斯特向英国航空公司提出建议，希望让他跟飞行员一起到欧洲大陆执行任务。于是航空公司派乔治贺顿到多齐旅店拜访海明威。乔治贺顿当时是代表英国皇家空军同三百名记者保持联系的负责人。他这次找海明威主要想同他订一个讦划。一天上中，贺顿带着一位很年轻的空军中尉，约翰马卡达姆——此人准备当海明威的联络官。他们来到厄内斯特的住房门前敲门。敲了好几分钟才听到房里隐约有个声音在答应，唤他们进去。原来，厄内斯特还睡在床上。他虽然一丝不挂，仍然坚持要起床，因为他说每当他同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谈话，他总是全神贯注的。这是他的习惯。他立即打电话要了些饮料，接着他们就谈开了。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制订厄内斯特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工作活动计划。
据消息透露，盟国军队将随时开进欧洲战场。在等待任务期间，厄内斯特在多切斯特旅店的住房成为他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常去的地方。当时玛萨还在大西洋彼岸，但伦敦街头经常可以见到身穿军装的年青姑娘。只是这些姑娘们一见到他这个大胡子就吓跑了。对此，厄内斯特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期间去探访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二十六年前同他一起在意大利前线开过救护车的弗雷德斯匹吉尔，多伦多明星报编辑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伊拉·沃尔夫特。北美报联记者——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巴黎结织的第一个朋友路易斯·格朗迪尔一天上午跑来问由厄内斯特作东道主的香槟酒会进行得怎么样。伦敦的《时代·生活和命运》刊物负责人查理斯的夫人瓦登佩葛也去拜访他。到他那里次数最多的要算摄影师鲍勃·凯柏，他每次来时总跟着一位漂亮的姑娘，他们俩住在贝尔格雷夫广场上一间破屋里。厄内斯特一个在文献电影机构工作的弟弟莱塞斯特，和他单位的一位士兵威廉塞罗扬，此人曾在一九三五年同厄内斯特吵过架。尽管他们在文学批评会举行的茶会上简短地交谈过，但塞罗扬并不象其他的客人那样随便进出厄内斯特的房间。
厄内斯特到伦敦不久，遇上了一位从美国北明尼苏达来的金发女郎。她的名字叫玛丽维尔斯，刚满三十六岁。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她在芝加哥日报社工作了五年，后来到伦敦在贝武布洛克爵士的《每日快报》社当专栏作家。她同一位《每日邮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诺尔蒙克结了婚。一九四○年她被调到《时代·生活和命运》杂志社工作。一九四二年她曾去过纽约，其他时间她都呆在伦敦。她住在格罗斯万诺大街三十一号一家公寓的顶楼套间里，离美国大使馆和多切斯特旅店不远。每当她丈夫诺尔因公出差时，她便刻苦自学政治和经济。这为她在鲁斯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提供了有益的背景知识。她觉得政治和经济比小说和诗歌更能反映世界的真实情况。
关于她在一九四四年初对生活所抱的态度，人们不难从她的日记中看出来。她在一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一个人先回家。时候还很早。我感到孤独，很想念诺尔。今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大家都感到很无聊。本来想和比尔去跳舞，但结果呆在家里谈论麦西隆和俄亥俄。生活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那样美好、舒适和雅静。”一月三日的日记写道：“今天买了一对高级的金耳环。感到太浪费太奢侈了。整天在家工作。”一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做柠檬饼。结果味道真不错。”二月十四日的日记写道：“空袭使我感到情绪低落。”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写道：“诺尔似乎离我很远很远。肖这个人很有意思，说我如果呆在欧洲，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道：“今天诺尔请路西和阿朗吃中饭……空军驾驶员（入侵机群）可望今天离开伦敦。”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