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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品三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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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曹操是怎样出奇制胜,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呢?”(《品三国》85页)官渡之战是一场“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争,是迄今为止,史学界的一个共同看法。但再具体地说:袁、曹之间的兵力究竟相差多少,却是一个历史之谜。易书在《胜败有凭》一章中说:“袁绍精兵悍将十万人,曹操的兵力却不过万余(当然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品三国》99页)对于双方兵力对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看来易中天基本上采取了一万对十万的说法,但这是大有问题的。 
  先说袁绍的兵力。据《三国志·袁绍传》:袁绍的总兵力是“众数十万”,在这次战争中,出了“精卒十万,骑万匹”。而《世语》却说:“绍步卒五万,骑八千”,总共不到六万人。孙盛评论说:“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众,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按照孙盛的推论,只是冀州就可以有三十万兵源,再加上幽、并、青州,兵源应该不下五十万,官渡之战出兵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曹操方面能有多少人呢? 
  官渡之战时,曹操有一度失去了信心,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说出了想退兵的想法。荀彧给曹操写了回信,建议曹操不可退兵,必须要坚持下去。信中有“公以十分居—之众,画地而守之”的话。这表明曹操的兵力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三国志·武帝纪》说:“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说的也是一万左右。上述荀彧给曹操的回信中,还有“公以至弱当至强”的话,表明二者的兵力相差悬殊。 
  再看袁绍方面的说法。田丰说:“曹公……众虽少,不可轻也。”沮授说:“北兵(袁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曹兵)。”(皆见《三国志·袁绍传》)都说曹操的兵力少。不过,对于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裴松之却提出了质疑。下面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介绍如下:“魏武(曹操)初起兵之时,已有兵五千。以后百战百胜,打败仗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已。仅仅是破黄巾那一次,就接受了降卒三十余万,此外所兼并的兵力不能全记。虽然在战争中会有损失,但剩下的不该如此之少啊。结营相守和交兵决战是不同的。本纪说:‘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用兵虽然变化莫测,谋略世间少有,怎么能以数千之兵和十万大军长期去对抗呢?从道理上讲,我以为是不会的。袁绍的营盘东西数十里,曹公能够分兵扎营和他相敌,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一。袁绍若是有十万大军,理应形成全面包围的形势,使出入断绝;而曹公派徐晃去攻击他的运粮车,又自己出去攻击淳于琼等,扬幡而进,竟没有遇到阻拦,说明袁绍是力不能制,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二。诸书都说曹公坑杀袁军八万,或说七万。八万人逃跑,不是八千人所能抓到的,而袁绍的大军却都拱手就戮,是什么力量能制服他们呢?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三。这大约是记事的人想要以少见奇,并不是实录啊。根据《钟繇传》所说:‘曹公与袁绍相持,钟繇为司隶校尉,送马二千余匹以供给军队。’本纪和《世语》都说曹公那时有马六百余匹,钟繇的马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另外,裴松之又在《三国志·荀彧传》中有关曹操与吕布作战的部分注释说:“当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却说有兵十万之众,虽然是夸大之词,毕竟表明不是兵力寡弱。更足以证明官渡之战,不能说是兵不满万啊。” 
  清代学者何焯说:“上面已经谈到分兵扎营相敌,那么这是专指曹公自己率领的亲兵,但也必然有一二万人。说是兵不满万,并不是实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 
  根据裴松之和何焯的分析,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思考,当时曹操的兵力少于袁 
  绍,但也不会太少。所谓“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除了指双方在前线的兵力有差距之外,也是指总的兵力(加上后方的)和总的实力(特别是供应粮草的能力)而言。据《三国志·武帝纪》:袁绍在前线依沙堆扎营,东西数十里,曹操也扎营与之相敌,这需要用上很多兵力。裴松之和何焯都注意到这一点,以此来证明曹操的兵力不能太少,是很有见地的。这些守营之兵像钉子一样被钉在那里,机动性很差,曹操手里能够机动灵活运用的兵,数量就不多了。何焯认为所谓“兵不满万”,仅指所率的亲兵,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且他还认为:就是亲兵,也不止这么多。愚意以为:袁绍出动十万大军,曹操至少也得有五六万甚至七八万人。但尽管用在前线上的兵力不会太少,双方总的实力却是相差悬殊的。假如袁绍的总兵力是三十万人,曹操的总兵力是十万人,人家用十万人上前线,后方还有三分之二的后备力量;曹操用五六万或七八万人上前线,尽管不算倾巢而出,后方也是相当空虚了。何况大部分兵力都被钉在东西数十里的营盘里,手头的亲兵还不太多呢!所以这次曹操实在是孤注一掷,是玩命、是哀兵。所说的“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如果这样来理解,大概就符合或接近真实情况了。虽不中,亦不远矣。   
  12 曹操取胜为哪般?(1)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因其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易书第十集《胜败有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但其中并无新意。因为对于曹操战胜的原因,从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起,直到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籍(包括大中学教材)都是着重从政治层面和个人素质方面给袁绍和曹操作鉴定,而很少把着眼点紧扣战争的实际。曹操手里有皇帝,有“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打胜吗?曹操知人善任,能倾听僚属的合理意见就一定能够打胜吗?也未必。政治和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只有和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首先是上了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等人的当。这些人很有谋略,但也很会拍曹操的马屁,有时使曹操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对曹操的赞颂,当然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总是忽悠得太过分了,而且有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视为经典,而应该理性地看待。如果他们吹捧曹操的话完全符合实际,那曹操就不是“奸雄”,甚至也不是“能臣”、“英雄”,而是“圣人”了。在无限拔高曹操的同时,他们又大力贬抑袁绍。是的,和曹操相比,袁绍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用易中天的话来说:不是一个好老板),但也不至于孬到那种程度。如果袁绍一直是个垃圾股,从来没有升过值,怎么能在群雄角逐中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实力那样强大,以巨无霸的形象,使曹操望而生畏?尽管曹操常以阿Q式的口吻说袁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那是给部下上政治课的,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天知、地知、自己也知,只是后代读史的人有时胡涂罢了。 
  从政治层面上看,曹操的谋士们所说的曹操胜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用人问题上。关于皇帝问题,他们说:曹操手里有了皇帝,就有了正义。谁若是攻打曹操,就等于是攻打皇帝,使自己处于亏理的地位。如:有一次,郭嘉提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曹操是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其中的第二项“义胜”,谈的就是皇帝这张牌;“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傅子》)在这以前,荀彧曾说过:“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三国志·荀彧传》)所以郭嘉所说的“奉顺以率天下”,指的就是曹操手里有皇帝。袁绍的谋士们,有时为了刺激袁绍一下,也拿皇帝说事。如沮授说:“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是不正义的)”( 《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易中天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说法,说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关键是在于皇帝问题。然而,皇帝这张牌真那么关键吗?其实也未必。上面谈过,这是一把双刃剑。曹操方面声称自己“奉天子”是正义的,但人家也可以说你挟持天子,是个篡权窃国的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陈琳为袁绍写的那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曹操“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挟持皇帝迁都许县),卑侮王官(欺凌朝廷的官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尚书、御史、谒者),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想杀谁就杀谁),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在公众场合说曹操坏话的,被公开处死),腹议者蒙隐戮(内心里不满的被秘密处死),道路以目,百僚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可见皇帝问题不单纯是往脸上贴金的事,也可以被人往脸上抹黑,并不是“一抓就灵”的。至于这个问题与曹操的胜利有什么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还看不出来。 
  至于在用人方面,袁绍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曹操知人善任、豁达大度,这与曹胜袁败确实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战争是由人来指挥的,主帅不能采纳正确意见,就难免在决策上犯错误,影响战局。反之,能吸收正确意见,就可以形成科学的决策,至少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从曹操和袁绍的个人素质来看,荀彧和郭嘉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袁绍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曹操当机立断,应变灵活;袁绍装腔作势,沽名钓誉,曹操以仁待人,不搞虚套;袁绍繁礼多仪,曹操体任自然。从治军的层面上来看,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袁绍不懂兵法,好玩虚招,曹操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当然,荀彧和郭嘉所说有许多夸大成分,具有忽悠的特点,我们打折的来看就行了。 
  不过,给主帅的为人作出鉴定,并不能代替军事方面的总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还得紧扣战争的实际来分析。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20公里),袁绍自己也引兵进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四月,曹操率兵北救刘延。他接受了荀攸的声东击西(实为声西击东)之计,不去白马而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袁绍上了当,赶紧驰援延津,曹操突然带领一小股(说是不满六百)轻骑兵奔袭白马,由关羽斩了颜良。曹操然后循河西撤,袁绍追到延津南。曹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率领的五六千骑,斩了文丑。若说曹操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战胜了比自己多十分之九的敌人,这个延津之战是这样的。 
  延津之战后,袁绍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袁绍在阳武和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间,依沙堆修建营盘,东西绵延三十多里,曹操也只好在官渡一带“分营与相当”,当然也得绵延三十多里(这是曹操兵力不太少的一个证据)。袁绍又向前推进到官渡,起土山地道进攻。又构筑高橹(瞭望楼)向曹营中射箭。这时对于曹操来说,战争非常艰苦,士卒疲惫不堪,粮食又出现了危机。他有点坚持不下去了,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提出来要退兵。亏得荀彧回信激励他坚持下去,他才没有退兵。 
  接下来,曹操采用了荀攸之计,派徐晃在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烧了袁绍的粮车几千辆。正在曹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时候,许攸背叛了袁绍,来投靠曹操。按照许攸之计,曹操亲自率步骑五千人,火烧乌巢粮车一万多辆。在这个关键时刻,袁绍手下的大将张郃,高览又投降了曹操。曹操乘袁绍军心动摇之时,全军出动,围攻袁绍军的营盘,一举将其击破。于是袁军一溃而不可收拾。袁绍和儿子袁谭过河逃走,余众投降,都被曹操坑杀了。 
  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曹操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从军事层面来看,许攸和张郃的投降,特别是许攸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本是两个偶然事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偶然会转化为必然。如果没有这两个事件,特别是没有许攸的来降,曹操不烧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这些军粮安全地运到官渡前线,袁军吃饱了肚子就不会崩溃;而且曹操不到乌巢去烧粮,张郃、高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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