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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 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一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起交，二百里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的方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
儒家所谓的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
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变得越国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 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议，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